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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谴责了史太林（Joseph Stalin）。与出席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同志一样，邓小平也未被允许出席赫鲁晓夫做
秘密报告的会议，但第二天他便获准看了讲话稿。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此事不但关系到苏联国内，而且会产生国际影
响，他指派两名翻译连夜译出讲话，但在毛泽东决定如何作出反应之前他谨慎地避免谈论这篇讲话。回到北京后，他把
讲话的内容向毛泽东枣毛也难免史太林受到的很多批评枣做了汇报，由毛泽东决定如何应对。＇128＇邓小平很快就意
识到，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将殃及那些和史太林一起工作的人，削弱苏共的权威。
在实现了农业手工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之后，中共于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
1945 年内战前夕确定党的任务的七大之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党代会。大会作了全面而周密的准备，为这个负有统治一
个大国责任的政党提供了远景规划：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已经完成，五年计划已在实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
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希望，党今后能够集中力量使工作步入正轨，推动经济的有序发展。＇129＇
邓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为总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是党的六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他在 1954 年担任的秘书长一职有党内管家的性质，这使他能够深入参与所
有重大决策过程。但是 1956 年当上总书记枣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文革之前枣以后，他成了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领
导。他既要抓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还要同各省的领导打交道。在毛泽东的全面领导下，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为
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导，由政治局作出决定，然后交邓小平执行。
当邓小平在 1957 年 11 月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邓小平有理有据地严辞反驳了苏共的大理论家苏斯洛夫
（Mikhail Suslov），令毛泽东大为激赏，会议结束时他指着邓小平说：「看见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有见识，前程远
大。」＇130＇
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成员」。＇131＇
从 1957 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
的严重程度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资本家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还是脱不掉自己的阶级
本性。毛泽东在 1957 年夏发动「反右运动」，羞辱所有那些严厉批评中共的人。毛泽东带头整了大约 55 万名知识分
子，把他们划为右派，并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这场运动。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党的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
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评那些任劳任怨的干部让他感到恼怒。
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这些打击迫害以及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直
让中国的知识精英耿耿于怀。
反右运动毁掉了中国大批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本来有可能阻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批评
者变得噤若寒蝉。毛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大跃进，要以蛮干的方式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
会。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
默不语。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
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
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此外，他和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作出的决策往
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作
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走入歧途的大跃进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饥荒很快就蔓延开来。农民被组织成公社后，公社使更多的农民
参加草率上马的建设项目，或在田间干活；但是看到不干活的人跟别人吃得一样好，这让他们失去了劳动热情，结果导
致严重减产，很多食堂也断了炊。
另一个问题是对环境的破坏。由于鼓励各地建「土高炉」，人们四处砍伐山林充当燃料，炼出不合格的金属。大
型新建工程用光了水泥，使计划更周全的项目无水泥可用；各地党委书记在压力之下，罔顾现实作出粮食生产的承诺，
来年只好动用库存兑现承诺，而不顾当地百姓正在忍饥挨饿。虽然难以估算在最糟糕的三年枣从 1959 年到 1961 年
枣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按大陆官方统计，估计有 1；600 万到 1；700 万人死于非正常原因，外国分析家的估计则高
达 4；500 万。＇132＇
1959 年以前，邓小平在贯彻毛的大跃进计划时一直是个听话的干部。但是当乌托邦式试验的灾难性后果显露出
来时，他却承担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要掩盖乱局，向党的地方干部发出指示，让他们想方设法度过难关。在邓小平
每天的日程上，晚上一般是和家人休闲的时间，然而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他却无暇休息。大跃进进行了一年后的 1959
年夏天，邓小平在玩桌球时不慎滑倒摔断了腿，医生的诊断是他几个月内难以恢复工作；有些知情人认为，邓小平这是
有意避开会议，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要求支持毛泽东继续搞大跃进，他要避免陷入这种处境。
病假开始时，邓小平的观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133＇几个月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他继续听从毛的命令，表达对毛
的忠心。但是大跃进的灾难拉大了不可救药的浪漫幻想家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距离。邓小平仍在贯彻毛的指示，但他
扩大了自己的回旋余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唯命是从了。从 1960 年到 1961 年，邓小平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
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务实的调整，以缓和大跃进的极端做法。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批评这些措施，但他后来发牢骚说，
他讲话时邓小平坐在房间最后面，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抱怨手下的干部把他当成已经作古的人，虽然敬着他，却把他
的话当耳边风。
虽然在国内问题上革命浪漫派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裂痕在 1960 年代初日益加剧，但毛泽东仍全力支持邓小平
主持中苏论战。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分别于 1960 年 8 月和 10 月至 11 月两次前往苏联，为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
中争取更大的自由。他还主持了中共「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1963 年 7 月，毛泽东对邓小平与苏斯洛夫的交
锋枣这次激烈交锋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枣大为欣赏，乃至亲自前往北京机场迎接邓小平回国，给邓小平以殊荣。
确实，中苏论战中毛对邓的信任使两人的关系依然牢固，尽管他们在国内政策上存在分歧。＇134＇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一次政变中被他的同事赶下台。毛泽东本来就对那些不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
放心，这一事件后更多地谈到接班人问题，也越发坚定地要求对他个人的彻底效忠。1965 年 2 月，毛泽东让妻子江青
引发批评，说党的干部没有完全拥护毛的革命路线，并在 1966 年 5 月中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亲自带头批判「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没有完全服从他领导的人。他动员红卫兵和造反
派批斗当权派，在高级干部中巧施离间计，同时依靠林彪控制军队，将一大批老干部整下台，让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
育。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泽东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责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失败
负责，并且拒绝为自己当初的支持承担全部责任。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决心把他除掉。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后继续和
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 1966 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135＇
毛泽东的攻击猛烈且具有报复性。从 1966 年底开始的批判日复一日地持续了数月，报纸广播对刘邓的批判铺天
盖地。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却与家人天各一方，病中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疗，在软禁中死于开
封；他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1967 年，毛泽东把邓小平夫妻软禁在中南海（紧邻天安门，是党的高层领导生活和办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
被赶走以后，他们便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不知孩子们的下落。他们把时间用于读报、看书和听广播，每天打扫门
前的道路。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整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
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必需品。毛泽东既要在邓小平的个人效忠问题上给他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启
用他留有余地。
邓小平的子女却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被迫交代父亲的罪行。大女儿邓林在艺术学院受
到批斗，在北京大学念物理的长子邓朴方也在校内受到迫害。1967 年，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小平
的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的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红卫兵经常不事先通知就闯入家门，强迫他们低头
弯腰站着，搜罗有关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们大声喝斥，在他们的墙上贴大字报，有时还摔东西。后来，三姐妹和邓质
方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
1968 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邓小平「罪行」的「专案组」。他们向认识邓小平的人提问，调查他脱离红七军、与
被毛泽东批判的彭德怀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等罪行。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份自己八岁以后的履历，一一罗列
出他的全部个人交往。幸运的是，他早就养成了不留任何字迹的习惯，而他的工作也从未使他与国民党官员有过密切接
触。在 1969 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江青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被毛泽东拒绝。毛继续保护邓小平，以防他受到
激进派的攻击。
1969 年 3 月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10 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级干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苏联一旦
入侵时他们可以在当地组织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东，叶剑英去了湖南，聂荣臻和陈毅去了河南，陈云、王震和
邓小平分别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实上，他们下放农村后，并没有在组织地方作抵抗准备中发挥任何作用。一些敏锐
的北京观察家认为，是林彪害怕潜在的对手，而以苏联进攻的危险为藉口说服了毛，把可能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北京高
干流放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