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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上作出让步，给予别人更多的决策权，但自己仍是当家人。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 1974 年枣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五年之后
枣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 1973 年 8 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
他必须到自己的圈子以外物色人选，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去批判别人，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
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启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
者。他们在文革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229＇周恩来向
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权力，此人就是周恩来。
在 1970 年 8 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
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
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
在林彪坠机后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
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
他们在 1920 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来对林彪之死的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著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
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破坏后，再次面
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230＇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到那时为止
他尚能避免毛泽东对他的猜忌和惩处枣两个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丧命。他一直设法只当三号人物，现
在自己却也成了二号人物。他知道毛泽东会疑心。确实，毛在两年之后便开始批他。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
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后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
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作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231＇
林彪坠机两个月后的 1971 年 11 月 14 日，有更多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天，他接见了一
个座谈会成员，其中包括当时已在着手重建军队领导班子的叶剑英元帅。毛摆出一副对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层给予鼓励的
姿态，指着叶剑英对座谈会成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指 1967 年 2 月一些老帅和副总理试图抵制文
革〕。」＇232＇ 他又说，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纵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这个说法了。＇233＇毛泽东想以此尽量撇清他同批判
1967 年「二月逆流」的参与者的干系。他还作出为谭震林、陈再道等在 1967 年挨过整的老干部平反的指示。
1972 年 1 月 10 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革期间挨过整的一批老干
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这是自林彪四个月前坠机后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毅是邓
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权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后又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几年
后上海黄浦江畔为他竖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了残酷批斗。尽管他最终在
军队医院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他由于缺少及时医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弥留之际，很多军队干部前去看望他，他们
很清楚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以三鞠躬表达他对陈毅的敬重。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
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用这些话把迫害陈毅的责任推给了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
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
悼会的人。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
式吗？
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心知肚明，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陈毅也不可能受到批斗。但是他们愿意暂时接受林彪要对陈毅
之死负责这种不实之辞。他们不指望毛泽东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毛对老同志的态度有了转变，利用这种转变对他们有好
处。毛把政治看得高于经济，但他从未放弃改善国民经济的愿望。再说，尽管他具有从感情上操控中国人民的非凡能力，
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干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
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而有力的领导。毛泽东在 1972 年已经打算让有经验的老干部回来工作，让 1960 年代末林彪主
政时被派到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枣他们大多数都无所作为枣回到军营。不久之后的 1972 年 3 月，周恩来交给中组
部一份有 400 多名需要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名单，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让他们回来。＇234＇ 在 1975 年和 1978 年，这些
老干部在帮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的工作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 1972 年 5 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 1973 年年初，他依然从事着繁重的工作。＇235＇在林彪坠
机后的混乱时期，周恩来利用他与另一些干部之间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使国家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动乱。＇236＇在罹患癌
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
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237＇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问题上，周恩来继续争取毛泽东的同意，他尽量作出能够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决定。而毛
泽东的让步，以及他承认需要进行整顿，也使周恩来得以更有力地去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他致力于处理好老干部之间
的关系，恢复经济秩序，阻止激进派在农村中的极端做法，扩大与西方的外交接触。＇238＇他甚至能够让著名物理学家、
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出推动理论研究的规划。＇239＇ 周恩来这些拨乱反正的努力预示了邓小平在 1975 年推行的范围更
大的整顿。因此，毛泽东在 1973 年年底批周恩来预示了他在 1976 年初的批邓也就不足为奇。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
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
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 年 12 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
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但是，周恩来对文革受害者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他担心这会触怒毛泽东，而他的担心看来也很有道理。周恩来
在 1956 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曾惹恼过毛泽东，他当时私下对毛说，自己从良心上不能赞成毛的冒进的经济政策。
自那次受到批评后，他在长达 15 年的时间里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让毛泽东找到理由怀疑他没有全心全意贯彻毛的意图。
＇240＇尽管如此，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还是对周恩来大发脾气，他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远，这一斥责让周恩来进
一步退缩。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241＇在充
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
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于一身。很
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例如
陈毅的家人就对他没有保护陈毅很气愤，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也有同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人则说他助
纣为虐，对于文革的浩劫难辞其咎。有人问，倘若周恩来没有阻止政权的垮台，那些罪恶难道不是能提前结束吗？
无论人们对周恩来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处理当时毛泽东议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枣打开中美关
系的大门枣上，没有任何人具备周恩来那样的高超技巧。1971 年 7 月 9 日，即林彪坠机两个月以前，周恩来第一次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0 月 20 日至 26 日，坠机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为次年 2 月的尼克逊
访华作准备。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
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
争夺赛一样。＇242＇
毛泽东和周恩来，基辛格和尼克逊
中美之间有过两百年的贸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四年盟友，后来是二十年的冷战对手，两国在 1969
年开始考虑恢复邦交。1969 年发生珍宝岛战役后，毛泽东担心受苏联入侵的危险，自南北韩战争以来第一次决定扩大
与西方的交往，并指派周恩来进行谈判。尼克逊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
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基辛格 1971 年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为尼克逊访问打前站的戏剧性之旅，以及 1972 年 2 月
尼克逊的访华都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们为邓小平时代美中交往的迅速发展搭建了舞台。
1966 年至 1969 年的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 1969 年的中苏边境冲突，都与邓小平无关。但是他在 1961
年至 1963 年曾率领一班人马写下反驳莫斯科的九封著名公开信；他还在 1963 年亲赴莫斯科，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重
要讲话，使中苏交恶达到顶点。中国重启中美交往也与邓小平无关，当时他还在江西，虽然他在 1973 年底陪同周恩来
参加过谈判。邓小平的贡献还有待于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