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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他去那儿看了之后，回来向务虚会的与会者汇报说，民主墙看起来气氛活跃而平和，大字报上的
言论是诚恳的。＇828＇另一些参加务虚会的人根据自己对民主墙的观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务虚会时，力求同时得到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个人的支持。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先请
华国锋过目批准，并在讲话中赞扬了在华领导下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正忙于出访美国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 1 月 27
日，即邓动身前往美国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务虚会传达了邓听取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
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他让胡耀邦组织一个二十到三十个人的班子，搞清楚相关问题，
然后准备一篇论述民主实践的两到三万字的文章，在五四运动 60 周年时发表。邓小平说，文章要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将
超越资产阶级民主。＇829＇
务虚会上的气氛可以用《人民日报》前总编吴冷西的遭遇作为一个缩影。吴过去一直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他被要求写一份检讨，但他的第一份检讨被判定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写了一份。自由派正在占上风，但他
们所采用的手法，与过去为支持极左事业而采用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做法相类似。与会者提醒吴冷西
说，邓小平在 1978 年 8 月 23 日就明确告诉他，《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要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精神。吴冷西承认，他是因为不想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才赞成「两个凡是」。他承认自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830＇
胡耀邦的会议开幕词鼓励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831＇新的气氛突破了限
制，使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评党内事务。与会者可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线，以便提供更
大的思想空间。《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强烈主张更大的自由，他在发言中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及其少数几个追随
者为何能把全国人民带入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他指出，1957 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让他们变得噤若寒蝉，因此无法阻止
毛泽东犯下可怕的错误。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张显扬走得更远，他将「四人帮」称为「法西斯专政」。后来担任中国社
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则提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作出限制。＇832＇
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
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 1957 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833＇
就像这类会议通常的做法一样，印好的会议总结材料被分送给未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些高层领导看过报告后
批评说，会上的理论家们走得太远了。同时，香港和外国记者开始谈论「非毛化」，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要证明他们没有
这样做。有些领导人甚至担心，赫鲁晓夫实行的非史太林化政策削弱了党的权威，理论家们有可能步他的后尘。＇834＇党
内的老干部们确实开始批评说，务虚会上的观点很危险，理论家们近乎在批评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时
代担任要职的老干部担心，对毛泽东日益高涨的批评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牵连。有些人开始怀疑，胡耀邦等人在务虚会
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党的「修正主义」。
以某些老干部为一方，以「民主墙」和务虚会上大胆敢言的人为另一方，这些人之间的裂痕被证明是难以弥合的。
＇835＇在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上支持邓小平的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表示担心：对党的批评正在走得太远，有可能
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觉察到了保守派反击的危险，他警告与会者说，有些个人的批评超出了善意批
评和党员行为准则的界限。在 2 月 28 日中宣部召开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胡耀邦又说，毛泽东虽然犯过错误，「但我
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836＇然而这些话并不足以阻止党内保守派继续批评他和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
3 月 16 日，即中国军队打了一个月的仗后撤出越南的当天，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对对越战争作出说明。此时他
已经完成了访美和对越战争，因此能够重新关注国内的基本政治问题。他向与会者保证，总的形势是好的，有利于全国
的安定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因此必须坚定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警告说，不然的话，党本身也
会受到攻击，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对整个这段历史的否定。邓小平认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党应
当把对一些历史问题枣例如文化大革命枣的评价先放一放。这位中国头号领导人提醒说，报纸对这个问题必须当心。
＇837＇
邓小平看了务虚会第一阶段小组会的报告后，同意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党内理论家在批评中共和毛泽东
上已经走得太远。毛泽东在 1957 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 1979 年也觉得知识分
子再一次走过了头。然而，他接受了毛在 1957 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他不想作出过度的反应，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与
此同时，支持「民主墙」和务虚会第一阶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说，由保守派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监督起草的会议总结报告
夸大了对党的批评，目的是为了刺激邓小平，让邓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讨论的人决裂。＇838＇邓小平对《人民日报》
副总编王若水尤其气愤，他不但批毛，还让香港媒体发表了他的观点。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
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在准备务虚会的讲话时，邓小平再次谘询了胡乔木，胡也出席了第一阶段的务虚会。邓小平在 3 月 27 日与胡乔
木、胡耀邦等人一起讨论了讲话草稿，这是在魏京生贴出那张让党内老干部感到恐慌的民主大字报两天以后。邓小平想
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他对
胡乔木、胡耀邦和其他讲话起草人说，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说明自由的界限。＇839＇虽然准备这篇讲话只用了两三天时
间，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1979 年 3 月 30 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线。写作
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下严重错误，也会
出现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情况。但是他否认中国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共统治之前
的封建历史和帝国主义才是成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缩小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还会继续缩小
这种差距。此外，尽管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枣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为了对付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社会
秩序的敌对势力枣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人员和犯罪分子枣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必要的。他说，就像现代化一样，民
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发展。＇840＇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
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
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841＇民主墙和理论工作
务虚会上泛滥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
在过去 20 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
大形象。
叶帅希望统一全党思想的目标未能达成，因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愿望与顽固保守派的担心之间的裂痕太大，难
以用一团和气的辩论加以弥合。＇842＇ 最终，邓小平还是要自上而下地强行贯彻统一枣他发表了一篇强硬的讲话，并以
国家权力作为后盾。邓小平见过党内分裂，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深信，如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中国还不足以达成国
家团结。在邓小平 3 月 30 日的讲话之后，务虚会分成 12 个小组，与会者就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指示讨论了 3 天。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 4 月 3 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立场。＇843＇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
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844＇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
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 1987 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党内领导人固然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来说，隐含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自由的范围已经收窄。民主
墙未被正式关闭，但邓小平的讲话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对继续贴大字报者的恐吓，「民主墙」结束了，
文化领域将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难以忘记「民主墙」那段热情洋溢的时光和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富有洞见的思想探讨。中国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对新政策并不服气。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导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线，也逐渐反映在官方的媒体上，而参加务虚会的人也开始努力
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人民日报》5 月 5 日的一篇社论说：「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们主张的是在集中
指导下的民主。」＇845＇ 下级干部按照更为收紧的新路线开展宣传。＇846＇很多知识分子对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与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反右相比，邓小平的反应要有节制得多。邓小平知道要实现现代化，他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四项
基本原则宣布之后，知识分子在公开批评中共上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职。＇847＇
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事实上，从 1979 年到 1992 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
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于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