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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干部更仔细地解读邓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文件，他们不必再两边下赌注，不必再密切关心华国锋说
些什么了。
除了在五中全会进入最高层的干部，一些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改革的老干部也出任了高层职务。邓小平将那些在文
革时期靠打击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得到升迁的干部，从他的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上清除出去。对军队中的某些重要职务，
邓小平使用与他有着特殊信任关系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领导背景各异的党员上，他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
心，因此认为不必要求个人忠诚。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帮派，而是全党，只有那些没转变立场接受他领导的文革受益者除
外。
邓小平不需要对宣传部作出具体指示。五中全会上的宣传干部，包括主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
日报》和党刊《红旗》）的总编，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讲话，撰写反映其观点的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因长期身居要职而
严于律己，在判断自己的讲话会被人如何解释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一向讲话慎重。
对于高层发出的信号，下面的人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个省委书记来到北京后，通常先要在书记处找一个
熟悉邓小平眼下关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谈。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
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上边发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级干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
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了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
做些什么。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1980 年初的这些人事变动，使邓小平得以更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推动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碍的计
划。为刘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刘少奇从 1945 到 1966 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
打成叛徒和「走资派」。虽然他已在 1969 年去世，他的冤案却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邓小平在五中全会上宣布，
为刘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党员对于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
误作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1233＇
五中全会还恢复了 1966 年被撤销的书记处。书记处重建之后，领导着各部门一小批领导的政治局要员在那里都
有自己的办公室。实质上，书记处成了协调党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机构。书记处每周都要开例会，在国务院办公的赵紫阳
总理也会参与其中，在党和政府之间做一些协调工作。
五中全会的变化有助于减少政治局会议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畅通。新的领导班子的巩固，使邓小平能
在随后几个月内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农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五中全会也为 1980 年底完成对党的历史评价、解除华
国锋的所有职务铺平了道路。
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 年秋至 1981 年 6 月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纪录。邓小平对毛泽东如何拿掉干部有过多年观察的
经验，从 1978 年 12 月到 1981 年 6 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
略考虑的。即使 1978 年 12 月时他还没有排除华国锋的明确计划，他当时至少已经在考虑，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
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华国锋的权力。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
邓小平在 1980 年 2 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 1980 年 5 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
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234＇ 1980 年 8 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以评价毛泽东作为焦点的中共党史评价，也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这两件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华国锋曾肯
定毛泽东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泽东铸成大错时的政策和指示，而对毛泽东时代更诚实的评价已使这些错
误大白于天下。评价党史的工作，在 1979 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
在评价毛泽东上取得共识。＇1235＇ 在叶帅讲话的十几天后，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以胡耀邦为首的小班子，这个班子于 197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至少从 1956 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严肃思考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枣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赫
鲁晓夫在大会上谴责了史太林。邓小平多年来有很多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时间。
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的羞辱。他的长子由于毛泽
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
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
路线。1980 年 8 月，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对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说：「我们不会像
赫鲁晓夫对待史太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236＇ 当 1980 年 10 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作出指示：「对于毛泽东
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237＇最后的文件对毛泽东
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毛泽东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作出解释为何现在
应当为毛泽东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对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作出正当说明。
文件的第一稿于 1980 年 2 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
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作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
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
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手下挨过整的很多高层干
部的复出，以及民主墙对毛泽东的大量批评，意味着在核心圈层有很多人支持批评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可以公开表明
他的立场：他要扞卫毛泽东的重要性，但不会回到过去的路线。＇1239＇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
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例如，邓小平在 1980 年 6 月 27 日说，稿子还是写得太消极。他不但让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泽东支持过的正面事
情，而且要求他们承认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看法枣起草人别无选择必
须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与文革不同，邓小平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但他坚持认为，起草人在谈到大跃进时，要先讲
明这个时期的一些积极成就，然后再承认缺点。＇1240＇
为了在人民群众中取得广泛共识，形成团结而不是对立的局面，邓小平指示说，要让北京和各省的高级干部都有
机会给草稿提意见。于是，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修改稿后，中央办公厅于 1980 年 10 月 12 日将它发给大约 4；000 名
高级干部，让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经过汇总之后，交给起草人作进一步的考虑。＇1241＇ 实际上，把中央党校的 1；500
名学员也算在内，总共有大约 5；600 名党内高层参加了草稿的讨论。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要求更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科技
专家方毅说，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 1967 年 2 月就敢批评文革的谭震林说，毛泽东的做法违背
了他自己的教导。但是当黄克诚枣他自己的上级彭德怀挨整时，他也受过严厉批判枣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毛泽东的
贡献辩护时，其他人很难再要求更加严厉地批毛。
虽然草稿的修改和审议仍在继续，但是到 1980 年 11 月底时，主要的讨论便已结束。1981 年 3 月 24 日，当
邓小平与陈云商讨后期的最新一稿时，陈云说，要多讲建国以前毛泽东的作用，这更能突出毛的积极贡献。陈云还说，
应特别重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强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并转告给了起草人。＇1242＇
这些广泛的讨论，反映着高层干部是多么重视毛泽东的名誉问题，因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政
治前程和他们亲属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评价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彭德怀的分歧不再被认为严重
到需要用「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形容。这让每一个人有了喘息的空间，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亲友，他们感谢这种措辞上
的改变。
最后定稿的文件里处处可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的歌颂，但也批评了他在大跃
进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
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
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1243＇ 文件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毛的错误，但邓小平说，15 年之后将有可能对
毛泽东再作一次评价。他这样说的意思似乎很清楚，党如果在 1980 年过于严厉地批评毛泽东，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
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后，党能够与现在的情绪和人事问题拉开距离，也许有可能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具体和坦率的评判。
＇1244＇
就像苏联对史太林的功过三七开评价一样，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也是三七开。毕竟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过错误。
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这些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981
年 3 月 19 日起草工作接近尾声时，邓小平对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作用的讨论表示满意。
邓小平深知，必须让群众放心，评价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过程在有序进行，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没有发生破
坏性的「权力斗争」，没有出现「非毛化」。正是在这时，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是采访高层领
导人的全球最著名记者之一，一向以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