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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
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
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于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问题上，
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
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高层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因此即便高层干
部也不易搞清楚，什么时候其他人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怀疑，从而确信需要作出改变，例如 1978 年底
对华国锋及其政策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由于高层干部在重要政策问题上从不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设有
办事处，这些干部要窥探可能发生政策变动的迹象，猜测省里正在考虑采取的某些行动是否会被认为正确或至少可以容
忍。即便是邓小平，为了把握这种气氛，不但要依靠阅读各种材料作出敏锐判断，还要依靠敢于向他说出令人不快的真
相的人，如邓力群、杨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
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
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布的经济结果会影响到有关现行经济政策和对其负
有责任的干部的评价。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小平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
以推广。
不消说，对于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将来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较保守，一些人
比较开明或包容。邓小平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
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在提出重大创意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
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
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
「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131＇SWDXP2； p。 329。
＇132＇据耳鼻喉科专家 Dr。 Samuel Rosen 的诊断。这是 2010 年 11 月我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那里获悉的。
＇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
局常委会成员名单，见每年的 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
1979present）。对于这些机构功能的总体概述，见 Ken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关于晚近发展的情况，
见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2010）。
＇134＇关于「系统」（xitong）这个概念〔又见本书第 3 章的注 38。枣中文版编者注〕，即「垂
直功能等级体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见 A。 Doak Bar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
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参见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
＇136＇200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与吴明瑜的交谈，他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之一。
＇137＇20022006 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138＇对邓小平部下的采访；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
1965）： 4660。
＇139＇汪文庆、刘一丁：〈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枣访原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百
年潮》，2007 年第 5 期，页 4247。焦善民时任国家人事局局长。
＇1310＇这是 Leonard Woodcock 的观察，见 LWMOT。
＇1311＇SWDXP3； p。 97。
第 14 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1977 年 11 月 11 日，邓小平在广东商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时，有人向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
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
题，因此在 20 公里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员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
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一向有着坦率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作风，他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员或军队解决不
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
＇141＇
在广东的会议上，当地干部还抱怨外汇短缺，而外汇是引进外国技术和保证建设项目的前提。邓小平支持这样的
观点：为了赚取外汇，可以成立两个农产品加工中心（一个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后来成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个在靠
近澳门的珠海），加工新鲜果蔬输往香港。他知道当地的农产品剩余有限，他说，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
他还说，广东可以建一些现代化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以赚取更多外汇。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想恢复当地的手工业，但邓
小平没有提到出口工业产品的前景；那时几乎还没有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也还看不到允许外国公司来建厂的可能。外
国投资仍不被允许。＇142＇
邓小平广东之行后，北京对发展广东的兴趣高涨起来。随着政府开始考虑购买外国技术，官员们更加关注外汇短
缺的问题。知情的计划干部知道，由于没有找到新油田，他们想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后出口高价石油的希望已经破灭。
从 1978 年 4 月 10 日到 5 月 6 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
＇143＇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国货物和机器运进
来，经当地劳动力加工后再运出去。＇144＇
1978 年 4 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
经济敞开大门作准备。习仲勋离京之前，热心于家乡发展的广东人叶帅对习仲勋说，要想得到海内外广东人的真心合作，
首先要给 50 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义指责而蒙冤的干部平反。 ＇ 145＇1978 年底习仲勋已取代韦国清将军成为省委第一书
记，按叶帅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同时杨尚昆也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帮助习仲勋制定广东省的改革计划。杨尚昆和
习仲勋合作愉快，与习一起为建立出口加工区作准备，并担任邓小平的联络员。＇146＇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到任之前仍处在政治乌云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袭了当时搞阶级斗争的
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
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
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
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 11 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作出检讨，向那个
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从那时起，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的人，为改善当
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147＇ 习仲勋原籍陕西，但 1989 年退休后他选择了住在广东。他的儿子
习近平生于 1953 年，在 2007 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 2013 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对
习仲勋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习仲勋在 1978 年 12 月开完三中全会枣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枣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
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
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
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 年 1 月 6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
正式批准。邓小平在 1977 年 11 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
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作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
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
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
担任这个新职务后数次前往广东，协助习仲勋等地方干部为广东得到的特殊地位作准备。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
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148＇
1979 年 1 月 31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
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