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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
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七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
被看成「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人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公社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在生产队分给
自己的地里干活的人则很卖力，这就减少了种地所需的劳力，有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可以去乡镇企业打工。随着棉麻和烟
草一类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乡镇企业可以把这些收成转化成棉制品、帆布、烟草等各种产品。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 1980 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五个沿海省
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1576＇ 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见第 14 章）。
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
润生所说，取消公社和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了。到 1980 年代
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
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
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作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
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
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1978 年只有 2；830 万人在农村的集体企业中就业，到 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雇用
了 1。058 亿人；1978 年农村集体企业总产值是 490 亿元，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的产值是 17；980 亿
元，几乎增长了 50 倍。＇1577＇ 公社集体企业在 1978 年的全国工业产值中只占 9％，1990 年乡镇企业已占到 25％，1994
年更是达到了 42％。＇1578＇
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
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崑山的乡镇企业干活，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
到 1980 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
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
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个体户
乡镇企业独立于政府，但仍受制于地方干部的领导。与个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被视为「集体企业」，
更易于被中共的保守派所接受。但是，对于各类适合于个体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社会上存在着巨大的被抑制的需求。
1955 年至 1956 年实行了集体化之后，城市私有企业被消灭。因此当 1970 年代开始改革时，人们很想经营饭店、便
民店、修理铺和出售各种商品的小商店。邓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但是，如何才能让保守的干部
同意恢复这种小企业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 1978 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
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失业，甚至使用「失业」一词在当时都很敏感，因此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业」。在 1977 年
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
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再
者，从 1977 年开始，在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可以回城读书，仍留在乡下的人心生妒意，也开始设法悄悄回城。
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估计有 650 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1579＇ 到 1980 年代初，估计共有 2；000 万知
青和工人枣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枣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到 1979
年，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因此，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藉口允许农民
「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 1979 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1580＇
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邓小平说，应当允许他们开饭店、修理铺
或其他「个体企业」。于是在 1980 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
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
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或制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夜市」。国务院在 1981
年 7 月颁布了指导个体经营发展的管理条例。地方政府开始就经营地点作出规定，并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城市服务业的
复兴就像包产到户一样大受欢迎，无论对于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人，还是能得到所需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者都是如此。
1982 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八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
主义？＇1581＇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
本家了？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一条界线在当时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
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
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
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觉。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七名
以上的员工。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15＊1＇为求合乎作者本意，本书将「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译为「建设派」、
「平衡派」，不采用「改革派」、「稳健派」等译法。枣中文版编者
＇151＇这是 1990 年底邓质方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贸易参赞（19891992 年）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说的话。
＇152＇关于计划派（the planners）和建设派（the builders）之间的分歧，可参见陈志凌：〈姚
依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 72 辑，
页 1120。
＇153＇Ken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5。
＇154＇Dorothy J。 Solinger；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22； no。 12
（December 1982）： 12381275； Hua KuoFeng； 〃Unite and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Peking Review 21； no。 10 （March 10； 1978）： 2426。
＇155＇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
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上册，页 773；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7； Thomas
Rawski； 〃Reforming China's Economy： What have we learned？〃 China Journal； no。 41
（January 1999）： 139156。
＇156＇汉语的「规划」一词不同于「计划」，虽然两个词通常都翻译成「plan」。「规划」只提出
目标，类似于日本通商省的「规划」。五年计划或年度计划不同于「规划」，它具体规定投入的来源以及
资金和资源的具体用途。十年规划是由国家计委一个单独的部门制定的。
＇157＇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 7071。
＇1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0），1978 年 12 月 10 日， 页 228230；SWCY； 3：237239。
＇1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9 年 1 月 6 日，页 465467；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
《党史博览》，2004 年第 10 期，页 410。
＇1510＇Denis Fred Simon； 〃China's Capacity to Assimilate Foreign Technology： An
Assessment；〃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1：523； 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4749。
＇1511＇《陈云年谱（19051995）》，1979 年 3 月 14、2123 日，页 240243；SWCY；
3：248254。 全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2），上册，页 109147。〔本段由作者摘编枣中文版编者注〕
＇1512＇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下
册，页 8；Barry Naug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