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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道：“当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均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故而主张同盟会不参与政治，以在野党身份从事实业建设；克强先生也认为同盟会应该以建设为要务，奋发于实业。但宋某却不赞成孙、黄两位先生的看法，认为应当以同盟会为基础成立一个全新政党，通过议员竞选控制国会，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从而实现民生主义，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孙、黄两位先生不以为忤，思忖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宋某的见解。
“对于同盟会改组，当时很多老会员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同盟会系我党同志数十年流血牺牲造就而成，今日当以生命维护荣光，岂能轻易改名？改名之后，闻讯失声痛哭者大有人在，像广东同盟会更是拖延至月前才刚刚改名。现在同盟会之名已改，执政党之实未得，如果党内同志群情激昂陈书上请，你觉得理事会将如何处置我？”
仇亮喉咙有些发干，涩声说道：“你现在就是代理理事长，理事会又怎么敢处置你？”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仇亮的问题，而是自问自答道：“只怕难免会有人要借宋某项上人头一用吧？反正还有很多人觊觎我这个代理理事长的位置！”
仇亮很想问问是谁敢借他的人头，但最终没敢问出来。
从那天开始，宋教仁虽然仍在宁沪各地演讲，口风却为之一变，除了继续高谈阔论纯粹政党内阁外，开始大肆抨击起袁世凯、赵秉钧政府来。比如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就尖锐指出：“自民国成立至今已有两年，但纵观政府所作所为，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几乎无一善政可言。有些方面不仅毫无善政，甚至是毫无作为、害国害民，比前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更加颟顸，比如财政问题。
“可以这么说，政府对于财政的支出与预算全无半点计划。如今国内军费日涨，对外赔款又重，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面对如此局面，各级官员皆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真真算得上是‘司农仰屋’了！而财政总长只知道向各国银行团借款，今日五百万，明日一千万，以此缝缝补补的办法勉强维持政府运转。列强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窘境，经常以借款为条件，千方百计要挟政府以达到索权割地的目的。
“为什么政府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置若罔闻，半点不萦于心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很快即将逊位交权，所以对任何问题都敷衍了事。最后，他们把难以收拾的局面交给了下届政府，遗祸千秋万代。如果我们现在批评他们，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称之为‘维持现状’。
“什么叫维持现状呢？好比有个病人生命垂危，路过的医生见到后却不肯对症下药，只肯开一剂参汤勉强维持病人的性命，维持病人当前的症状。我们能说这位医生尽到了医者的责任么？显然不能！所以说，维持现状就是当今政府最罪无可绾之处！”
宋教仁的尖锐批评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以为他大力批判旧政府的目的，是为将来自己组阁营造舆论基础，扫清执政障碍。但同时也引起包括孙元起在内的很多人的猜疑：国民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在参众两院只得到34％的席位，远远没有达到简单多数，怎么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够组阁执政呢？
孙元起尽管疑惑，但为了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还是很客气地向宋教仁致电，隐晦地表明了合作的愿望。信中写到：“遁初理事长大鉴：京华违教，忽忽数月，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正式国会召开在即，京城之中谣言四起，人心动摇，时事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贤弟。而国家建设大计亦亟待商筹，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至祈勿却为盼！孙元起顿首。”
作为宋教仁以前的老领导，孙元起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够低的了，他多少应该给点面子才是。谁知过了三四日，宋教仁才勉强回电，上面只有干巴巴的几句：“高情厚谊感佩莫名，然沪上事务繁杂，京中政局晦暗难明，须择机方可北上。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即颂我公大安！”如此程式化的回复，让孙元起很难寻摸明白其中的具体意味，杨杰、陈训恩等人也难以说出子丑寅卯来，杨永泰甚至怀疑国民党是不是跟共和党勾搭上了。
估计在这个世上，只有仇亮才知道宋教仁这番举动的真实意图：发表抨击袁世凯、赵秉钧政府的言论，一方面是在虚张声势，以预备组阁执政的姿态压制党内的分裂势头以及反对言论；另一方面就是在拉仇恨，希望通过挑起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为组阁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希望通过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能让国民党感到强大压力，从而消灭分歧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至于不敢进京和孙元起会晤，道理更简单。现在宋教仁就是在吹肥皂泡，稍微轻轻一捅，闪烁着五彩六色的气泡就会炸裂，哪里敢和孙元起当面锣对面鼓地斗宝？——当然，即便孙元起不捅，肥皂泡也会自己炸裂的，因为正式国会4月份就要正式召开，距今最多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好友，也是为了自己和政党，仇亮决定助好友一臂之力。
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本来就是位于金字塔顶端，屈指算来，真正能救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不多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正牌的理事长孙中山。
可现在孙中山在哪里呢？
第四零四章谁家独夜愁灯影（上）
孙中山是公众人物，国民党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基本上类似于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等同于是他个人的起居注，所以他的行踪居止根本不用刻意去查，翻翻报纸就能轻松找到。
那孙中山现在究竟在忙啥呢？原来早在国会复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他便以考察日本铁路及工商业状况为由，乘坐“山城丸”邮轮离开上海赶赴日本。
在一般的报道中会提到随行者有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等五人，但仇亮却敏锐地在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中发现，随行的还有一个日本人：山田纯三郎。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这个人名自然不陌生，但更熟悉的还是他的兄长——被孙中山称为“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是老牌的日本军方间谍，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就以任陆军翻译官身份活动于辽东前线。战争结束后，他又到北京进行间谍活动，得以结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戊戌政变发生，他便将王照从北京护送至天津的大岛号军舰。1898年德军占领胶州湾后，山田又赴山东刺探情报。随后转至旅顺刺探俄国军情，结果被俄军逮个正着，经日本领事交涉后才得以释放。回到山东后，他将自己刺探到的德国占领胶州湾情势，向日本政府有关方面作详细报告。
不知是在身份暴露后改变人生志向，还是日本军方另有安排。山田良政突然开始关心起中国的革命来，并很快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在1900年前后。他利用日本人的便利身份辗转往来日本、中国之间，一方面为日本军方培训对华间谍，一方面与革命党勾结进行武装起义、暗杀政要活动，其中包括瞒着孙中山预谋暗杀国南方三位重量级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所幸天理昭彰报应不爽，1900年10月22日山田良政在随同革命党惠州起义军撤退途中被遭清军捕杀，时年32岁。
山田纯三郎作为山田良政的弟弟，此刻陪在孙中山身边出访，让人不禁对其意图思忖再三。——事实上。山田纯三郎也难逃日本间谍的嫌疑。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政府支持，与日本人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盟约》，签约的日方代表之一就是这位山田纯三郎！
仇亮尽管对山田纯三郎的陪同出访有些疑惑，但为了帮助好友，还是抛开疑惑尽快赶到了日本，希望能和孙中山见上一面。然而到了日本之后。他发觉广播报纸上刊载的孙中山行止、言论更加匪夷所思，简直让人疑窦丛生：既然是以考察铁路技术、筹集筑路资金出访日本，孙中山应该到处参观科研院所、铁路公司、工商业团体，发表招商引资、筹钱修路的言论才对，可是他每天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仇亮大致胪列了一下孙中山这些天会见的日本政要，便包括三位内阁总理大臣。即大隈重信（第8任）、桂太郎（第15任）、山本权兵卫（第16任）。——不知该说孙中山幸运还是不幸，在他访日期间正好赶上日本内阁更迭，结果先后见到桂太郎、山本权兵卫两位现任内阁总理大臣；一位政党总裁，即日本国民党领袖犬养毅（日本政治家，后任第29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两任外务大臣。即加藤高明、牧野伸显；以及众议院议长、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本部部长、东京都知事、大阪府知事等。
而发表的言论更耐人寻味。
他在出席东亚同文会晚宴、日本众议院欢迎会、大隈重信茶话会、东京都知事宴会上，不止一次提到中日两国要互相提携。他多次表示：“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两国不仅种族相同，而且文字、文化相同，有着数千年亲密友好的关系。两国应该和睦相亲，互相提携，这不仅在东亚和平上大有必要，在世界和平上也有其重要意义。希望中日友好人士以后要大力提倡中日提携的观点，谋求东亚民众的福祉，保障东亚国家的利益，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
托抗日爱国题材影视剧之福，中国民众对“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词语非常熟悉，也非常敏感。如果听到有人在自己面前大谈特谈这番言论，有血性的中国人肯定会“唾其面而批其颊”。但在二十世纪初的前后二十年里，这却是同盟会、国民党乃至知识界的主流言论，因为中日两国都受到欧美列强的欺凌，难兄难弟理所应当联起手来共御外侮，营造东亚人的东亚。所以连一贯尖酸刻薄的周大也可以忘掉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之辱，挥毫写下“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
仇亮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对“中日提携”的观点早已司空见惯，本来并无丝毫可疑之处。但他看得多了，心底里难免泛起几丝异样：为什么中山先生现在如此频繁地提及中日提携？中山先生现在官面的身份应该是全国铁路督办，访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及实业发展状况，以他现在的身份奢谈中日提携，是不是有些不恰当？
是的，孙中山现在的正式身份只有一个全国铁路督办。虽然还可以说他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的理事长，但这有些勉强，因为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他已经公开表示：“孙某决意以十年时间为国家修建十万英里铁路，如果就任理事长一职，则不得不对本党略尽义务。但修路之事甚为紧要，如若兼顾党务，则恐两者皆照顾不周。所以孙某决心从事实业，脱离政界。”尽管后来宋教仁等再三坚持，孙中山才勉强就任，但随即就委任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一职，并表示对党务不多过问。
而且“全国铁路督办”只相当于一个临时性职务，根本不算政府正式编制人员。以这样一个身份，周旋于周旋于首相、议长、内阁大臣、知事等外国政要之间，大谈两国外交，提倡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