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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也道：“我与百里的判断大致相同。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它日日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汲取战争红利，提升军备实力，将来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不如现在集中全国力量，彻底打断它脊梁骨，让它不敢再觊觎染指！”
梁启超道：“毕其功于一役？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我国积贫积弱，军队战力参差不齐，尤其海军更是虚弱不堪，加上各省又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真要与日本全面开战，恐怕是胜少败多。”
孙元起道：“任公说‘胜少败多’，此言甚是。自从道光鸦片战争以来，见识过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全国上下便畏洋如虎。甲午中日大战，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昔日不放在眼里的弹丸小国也一跃成为咱们畏惧的对象。而且在此之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日渐颓败，如果现在开战确实是‘胜少败多’！
“难道因为胜少败多，咱们就能忍受日本的盘剥欺凌？诚然我军兵员、训练乃至装备都不及日军，但若是连与日军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假如日军来犯，咱们畏惧战败而不敢开战。岂非只有引颈待戮？虽然眼下战胜的几率不大，但并不等于没有，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那一线胜机。这也是劳烦百里引领全军进行研究和准备的意义所在！”
蒋百里突然问道：“若依百熙总理之见，如果近期中日开战的话，咱们国家胜算几何？”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我看来。中日之战的胜负关键其实不在于战场鏖斗本身，而是取决于袁大总统的态度。如果他能与孙某携手同心一致对外，胜算应该在七成以上；若是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坐观成败的话，胜算只有四成；要是他极力反对处处阻挠的话，那么胜算只有不到一成！”
旋即孙元起话锋一转：“当然。无论袁大总统是否赞成，只要日本胆敢侵犯我国，孙某还位居总理之职，我必领兵与之一战。战胜战败姑且不论，至少要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以后断不敢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言论！”
蒋百里也慷慨答道：“既然百熙总理有如此豪情。方震又岂能袖手旁观？如果百熙总理不弃，方震愿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之职，协助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拾遗补缺。”
梁启超此时说道：“百熙，只怕袁项城他不同意的话，对日宣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根据去年颁布的《国务院官制》。宣战、媾和事项需要通过国务会议，但国家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权力向来归大总统所有，由大总统提交国会审议，国务总理不过是副署而已。若是袁项城不同意，难道百熙你要反客为主？”
蒋百里却道：“袁项城虽然身居总统之位，独柄军事大权，但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说，百熙总理都与袁项城难分轩轾；而且百熙总理在参众两院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项城。若是日本进犯我国，袁项城真不同意宣战的话。那时候全国上下民意汹汹，袁项城未必能独善其身！”
梁启超低声说道：“百熙、百里，你们听说过‘公民党’的名讳么？”
孙元起、蒋百里一齐摇头。
梁启超道：“今天早些时候，大总统府秘书长梁燕孙（梁士诒）曾轻车过访，邀请在下加入他新组建的公民党。按照他的描述。在经历此次南伐之役后，国民党激进派已经凋零殆尽，留在国会的国民党稳健派一则畏惧于袁项城的毒辣手段，二则见新中国党处于优势地位，已经开始组阁，便有心捐弃前嫌，与新中国党相互提携。袁项城见国民党稳健派与新中国党有合流迹象，担心局势不利于己，就命梁燕孙出面组织新政党，准备在国会中一决高下。
“受命之后，梁燕孙便纠合潜社、集益社等小政党组成公民党，主要成员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人。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在短期内就是收买足够的两院议员，尽快选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长远目标就是占领国会多数席位，变国会为袁项城之鹰犬。因为梁燕孙与在下既是同乡（都是广东人），又是同学（都在佛山书院就读），还是同年（都是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举人），所以这次才屈驾相召。”
孙元起笑道：“外间可一直传闻这位梁燕孙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启超摆摆手道：“我和梁燕孙虽是同乡同姓，不过却并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谱兄弟，燕孙生于同治己巳（1869），我生于同治癸酉（1873），也应该他是兄、我是弟。所谓兄弟之说，不过是当年恶意中伤者捏造之言，谣言流布之后竟然人人笃信，乃至积毁销骨，真令人不禁有众口铄金之叹！”
蒋百里解释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开经济特科，传闻梁燕孙首场被点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对西太后谮言，称梁燕孙为任公之弟。虽然辟谣很容易，但西太后对梁燕孙的印象已经大坏，而且他与任公同姓（同姓‘梁’）、与长素先生同名（康有为本名康祖诒，与梁士诒最后一个字相同），是‘梁头康尾’，又都是广东人，难逃乱党嫌疑，心中大为光火，便取消了梁燕孙的名次。所以任公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叹。”
孙元起道：“在下虽与燕孙秘书长并无太多交往，但这两年他在大总统府、孙某在国务院，免不了时常要打交道。这位秘书长智计过人，深得大总统信任，尤其是在交通系统更是影响深远，素有‘梁财神’之美誉。由他来支持成立新政党，倒是人尽其才！”
梁启超道：“据燕孙兄的意思，他们公民党要在参众两院特设‘国会议员会’，专门拉拢议员入会，为推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奔走呼号。但凡加入该党的议员，每个月发给200元的津贴以资奖励。百熙莫要小觑！”
孙元起点头道：“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燕孙秘书长能开出如此价码，国会议员必定趋之若鹜，公民党将不日成为国会中的生力军，孙某又岂敢轻视！只是不知任公对此事怎么看？”
梁启超有些不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梁某然不能事事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却也有几分傲骨，岂能为每月数百元出卖自己的人格？所以在下断然拒绝了梁燕孙的邀请！而且当下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选出大总统，而是首先制定宪法。倘若宪法未定，而先选出总统，本末倒置，岂非为舆论所不容，且为外国所耻笑？”
民国正式国会自1913年4月召开，为何一直拖延到10月迟迟没有选出大总统，其根源就在于“总统选举”与“宪法制定”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国民党看来，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强烈要求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取代已经稍显过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借以约束日渐膨胀的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以便把中国政局纳入民主政治的正轨，故而他们把制定宪法看得比选举大总统更为重要。在他们观念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性质、地位、权限都根基于宪法，先制宪后选举总统是无可逾越的！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议员，他们竭力主张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他们所持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宪法制定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总统选举却可以一日而定。国家一日没有选举出正式总统，则全国秩序一日难以维持、外国列强一日不予承认，难免遭受瓜分之祸！再者说，既然明知将来要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何不先选出总统以遂其愿呢？
作为国会中数一数二大党的新中国党在“总统选举”、“宪法制定”孰先孰后问题上却态度暧昧，既赞成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同时也赞成尽快制定适合当下国情的宪法，这进一步导致国会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处于僵持状态。
但现在国民党已经破败，公民党眼看着就要异军突起，新中国党必须尽快旗帜鲜明地拿出态度才能掌控局面，无论是国会的多数席位，还是攻略福建的先手。
第四四九章横拖长袖招人别
当然，表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知道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大总统之位，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人挑战他的权威。而现在要求先制订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再选举总统，相当于同时触犯他的两大忌讳，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捋虎须、批龙鳞。
当初新中国党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在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取折中态度，不激不厉，志气和平。现今要是如此公开表态，等于是当面锣对面鼓地与袁世凯叫板！
孙元起转念一想，又觉得“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己要做总理，以后与袁世凯这个大总统之间的正面冲突必然不少，反正将来也要开罪与他，现在表表态又有何妨？
虽然在针对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南伐之役中，孙元起和袁世凯心照不宣，一个取江苏、安徽、江西，一个取湖南、广东，最后两家都皆大欢喜，看上去是合作愉快亲密无间。其实双方在私底下的交锋也是刀光剑影，比如袁世凯收买龙济光的济军东下广州、孙元起委派蒋志清的海军攻略苏北等。可以想见，以后双方明里暗里的争端会只多不少！
以前遇到重大决策，前有国民党遮风避雨，后有北洋系挡枪背锅，新中国党可以含糊其辞左右逢源。现在国民党已经大厦将倾，北洋系开始步步紧逼，新中国党作为中国政坛唯一能与北洋系对抗的力量，还能再继续模棱两可么？尤其是宪法制定，更关乎孙元起这个总理的职权大小！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是总统制，即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总揽一切政务。对临时参议院负责。待到南北议成，政府北迁，在同盟会主导下临时参议院急匆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瞬间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目的是限制袁世凯这个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当时为尽快登上大总统宝座。对此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但随着时间迁移，袁世凯越来越觉得《临时约法》对于自己的束缚，感觉手中权力根本不够自己施展才华，迫切需要制订一部新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大声疾呼要求制订一部适合时代潮流的新宪法。双方对宪法的制订都十分重视，认为宪法是国家的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民主之消长。但双发在由谁制订、如何制订、何时制订、内容如何修订等具体细节上却发生了巨大冲突。
比如由谁制订的问题。国民党要求由参众两院选举出专门委员会，参照国外已有宪法，拟定草案后交由国会审阅、修改通过。袁世凯对此则大表反对，他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国内适合起草宪法的学者未必都在国会之中。既然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就应该慎重其事，不可草率。最好是在大总统府内设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宪法学者专门从事草撰工作，等正式拟定后再交由国会审读表决不迟。
再比如何时制订的问题，这也是眼下国会争论最焦点的问题。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把宪法制订拖延到总统选举之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