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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 作者:富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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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几次预审后,9月7日,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洪述祖仍是不服,再向最高一级的大理院上诉。这时,宋振吕在国民党人帮助下,呈状大理院,要求重处洪述祖。洪述祖万万没有想到,企望从轻反送了小命。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
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绞刑场。自民国废除《大清刑律》后,不再以斩首处死犯人,代之以西方的文明方式处以绞刑。绞刑机是从西洋买来的,洪述祖算是第一个“享用”者。验明正身后,执行官将洪述祖推到绞刑机下,把钢丝绞索套在他脖子上。监刑官一声令下,执行官揿下电钮,洪述祖脚下的踏板立刻翻转,洪述祖立时双脚腾空,乱蹬挣扎。
忽然,轰然一声巨响,套索上的洪述祖猛地不见了。原来,因为洪述祖是个大胖子,躯体特别重,头支撑不住身体的重要,才断裂开来,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好一阵后,惊魂未定的监刑、行刑官才报告给司法部。司法部立即派来3名医生,将洪述祖的头颈缝上,外面裹上绷带,然后交给洪述祖家属领去埋葬。
罪魁祸首袁世凯也没有得到善终。当初,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时,袁世凯曾乐得不可开支,以为天衣无缝,还假惺惺地明令缉拿凶手:“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暗行暗杀,法纪何存,速悬重赏,限期破获,依法重惩。”宋教仁伤重不治后,他又致电慰问家属:“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以私人名义,送了一万元丧礼。不料东窗事发,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他袁世凯,他又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御用报章辟谣,并反咬一口,称国民党人借此诬蔑他。
宋教仁的被刺,使原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的国民党人认识到,袁世凯不除,民主政治根本就无法实现。孙中山等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讨袁,虽然因为准备不足而失败,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挫而不馁,他们趁袁世凯阴谋称帝激起举国共愤的机会,又及时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间,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在军事上屡屡败退,直至众叛亲离。1916年5月29日,19个省更进一步联名逼令袁世凯退位,并要将其交送法庭,以国贼审判之,同时清算他谋害宋教仁的罪行。袁世凯天天困坐愁城,惶恐万状,以致卧病不起。到了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终于忧惧而死,只活了58岁,大快人心。
让我们回到宋教仁临死前的一幕。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但嘴里却一直在重复:“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革命者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志士精神,在宋教仁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了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也永远不能被抹杀。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家喻户晓,素为我们景仰。而宋教仁,也应该被铭记。

第八章 张作霖:智勇武夫成霸业

1928年6月,鼎鼎大名的爱国人士张学良秘密乘火车潜回东北。由于东北局势动荡不安,火车便在路上停滞下来。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将头发剃光,素衣素帽,站在铁轨间望着北方,状甚凄然。原来此时的张学良已经知道父亲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坐的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车行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因抢救无效逝世。
历史上历来对张作霖褒贬不一,有说他是卖国贼的,有说他是反动人士的,也有说他是爱国英雄的。张作霖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家境贫寒,只是粗通文墨,却能在东北乱世中杀出一片天地来,甚至最后成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当真不简单。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为什么会被炸死在三洞桥,这当中难道有什么阴谋?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权交叠,内忧外患,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东北局势先一步动荡不安,日寇的侵略野心首先就是在东北生根发芽的,俄国也不断向东北伸出吞并的魔爪,满清皇室退避到这里,胡匪和军阀打起了持久战,人民身陷水深火热。张作霖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从投军到当上大团首领再到被官府收编,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平步青云的。
张作霖出生寒微,他的先祖张永贵因为生活无着,跑到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他祖父张发时,从事的是农耕,称为“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也就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微薄。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后来因为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的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正在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偷偷听他讲课,便好奇地叫他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
父亲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现在的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一下子添了五张嘴,生活非常艰难。张作霖知道不能指望家里了,就开始到社会上混饭吃。
那时的中国一片混乱,东北地区情况更严重。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命运多舛,后来,张作霖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不死,却已经走投无路。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张作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
甲午战败后,张作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了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也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活出名堂。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有效的遏制。张作霖也因此得到村人的称赞,由此声名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周围地区都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来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又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当地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大为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他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该遣散掉,团民应该回家务农或者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很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员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
增韫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对他行了叩见礼,称他为老师。通过亲切的见面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便命张作霖整理团人,将他们带到新民府听候点编。这对张作霖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于是他便大力开展组编活动,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人数够了,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张作霖被命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扎在八角台。
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张作霖为管带(营长),队伍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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