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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 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 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 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 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 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 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 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 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 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 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 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 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 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 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 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 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 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 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 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 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 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 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 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 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 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 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 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 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 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 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 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 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 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 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 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 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 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 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可我的小孩多，还得拿钱 买口粮，一扣就全没了，还要欠。四类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在农村首先要把 人的关系搞好，搞好了全好办呢。我懂点医，会几下针灸、艾灸、拨火罐啦。这个成分不好 也出不了事。耳针能扎，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头疼、伤风，扭一下， 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报酬，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还有一个，我一下乡就看出农 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我找个兽医拜师，唯一就要点青霉索，在猪 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针；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个兽医，那地方大呀，一个人走不过 来，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我寄点钱给城里的朋友买药寄来。人用的青霉素也行，还便宜， 八十万单位一角钱、八分钱，一次买一二十支。人家夜里喊我夜里去，早晨喊我早晨去，这 么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后来大队支书、治保主任对我都有笑脸。经我再三说明，我的 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七五年他们给我开个会，宣布我不再是地主。这就等于落 实了一半。农村人不知什么“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对你就两样了。
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长处，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 要压滚子。那么大个轱辘滚，你这边拉，他那边拉，拉不动，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我 来打号子好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 —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蛮好。这时有个队长，他是党员喽，突然想起来，不 行，不能听他的，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 呵，是不是。七三年，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 修过一个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 培一条坝，存水，也搞水库呀。我一看，没水源呀。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我说这叫 “汇水面积”，不够大呀。再说不下雨，不是没水吗。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我想糟 糕了，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压住你，你的水就送不 上来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讲了，再讲就是搞破坏了。为了这没用的水库，花 多少工，干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说话呵。愈有能 耐愈碍他们的事吧。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 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 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 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 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 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 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 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 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 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 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 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 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 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 “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 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 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哪哪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 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 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 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 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 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 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 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 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 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 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 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 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 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 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 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