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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 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焚尸炉 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 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他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 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的血迹都不会欺 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 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 民主、和平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 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 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为 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述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 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浇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 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代人知道过去的一切，他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 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 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 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 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 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 艰难！况且有人经历独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必需的 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 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 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中多支付时间。一个 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 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 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得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他写了一句话：
“我没权利放弃这使命！”
第26章 关于“文革”博物馆
十二年前，当举国沉浸在文革覆灭的极乐里，一个老人独自在整个民族被损害的心灵残 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断以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催动人们灵魂的自我修复。几年过去，社会 改弦更张，现代生活的声光化电充满魅力地倾盖中国；贫困巳久的中国人急于富裕起来，这 桩未被深究、尚无答案的历史上最惨重的文革悲剧却被不知不觉淡却了。这老人忽然仰起头 来，庄严地呼吁：“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
他便是巴金先生。
听到这声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个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 上睡着，外边人们正在相互残害，不知为什么，梦里忽然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被 这号召仁爱的神圣的音响惊醒，满脸以及脸旁的地板上全是泪水。
我从巴金先生的呼吁里，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响曲》这种对人类博大圣洁的爱心。 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爱，比过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然而他比我们年轻一代更年轻地看 到，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 它、唾弃它。
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被铲除，谁也无法保 证文革永不再来。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 强地活着；文革的影响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险就有多久，历史的重复决不会采用同一形式。 监视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现，只能依靠从中觉醒的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觉醒和成熟的 人民与之同步。
然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写信绘我，说他看过《一百个人的十年》后不相信是真的，他 认为生活不可能发生这些事，纯属我的胡编乱造。他父亲看了，却告诉他：“文革就是这 样，甚至更残酷、更荒唐。”他信服了。我却不敢置信，这场全民族的悲剧结束不过十年， 有些情景还在恶梦里常吵出现，怎么会成为年轻一代异国他乡的奇闻？这样会带来什么后 果？
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这教训变为财富的文革博物馆。它将把文革 用实物以历史见证人的方式展示给世人。在这里，一代代中国人将亲眼目睹、身临其境他们 的父辈祖辈经历过的一切，从而深信不疑。这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文 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 答，并唤起他们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 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以清明透彻的科学头脑投入 强我中华的现代化事业中去。只有把文革真正送进博物馆，变成一块文化化石，才能说我们 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
出于同一想法，我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 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因为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从文学 的本质上说，作家提供的只能是人物，所以我的纪实，主要是人物的心理纪实。我把这部书 的写作做为文革博物馆的工作之一，尽管它艰巨浩繁，但每到深夜孤灯、劳顿不堪之际，想 到这每篇纪实都将送往迟早实现的文革博物馆，顿觉激情陡增，伏案奋笔。我想，文革博物 馆一旦落成实现，将是我们民族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它将把恨化为爱，把荒谬变为智慧，把 一代人十年的不幸变为后世永恒的幸福。
第27章 我们，陷井中的千军万马
1970年17岁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 “小镰刀精神万岁！”— 把大蒜和鞋油搅合一起叫她吃— —胡志明小道— 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 怀疑产生了— 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 ——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 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 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 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 六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 几个字，其它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 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 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 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 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它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 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X连下车，一同来到这 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 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第二天醒来一看，傻 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 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 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 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 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 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 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这儿的农活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 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也 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 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 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 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关节 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 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去用，因为用“小 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 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 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地忍着干活。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 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 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 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