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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1926年5月15日，戒备森严的氛围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刚刚于“三·二○”中山舰事件中打击了共产党的蒋介石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并取代汪精卫主持了大会，这意味着他已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了。而毛泽东则坐在下边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不被人们所注意。踌躇满志的蒋忙不迭地同显赫的政要们接耳笑谈着，大概已淡忘了那位湖南青年的存在。
第四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阔别了整整二十载的毛、蒋再度握手，两人强作欢颜，互用疑问的目光寻觅着对方的变化。他们又肩并肩地站好，接受镁光照相机的拍照，绝对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永恒凝固。于是，我们从决定二十世纪中国命运两位关键性人物唯一的合影相上看到，毛表情严肃，两臂有些拘谨地下垂着，而蒋的两手却松弛地背在身后，嘴角抿出了自信的微笑。此刻的蒋，对和谈了无诚心，正沉浸在“及至部署完成，三月可解决匪党匪军问题”的梦幻之中。他肯定很难相信，三年之后，正是身旁这位与他个头几乎一般高挑的中年人，把他赶到了海隅孤岛。
青年与中年的毛、蒋四次见面，记录了国共曾经两度合作的历史。国共会否捐弃前嫌第三次合作？长期以来，既是各界评论的话题，也是人们殷殷的期望。老年的毛泽东对此从未下过结论。但，我们从五十年代他对老朋友说的那许多掏心话语，大致可以判断，如果园共能够再度携手以促进国家统一，他是准备着第五次向老朋友伸出手去的。
遗憾，两位老朋友的直接交往，在重庆便打上了永久的休止符，他们最终也未能实现划时代的第五次握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毛泽东于五十年代所阐发的那些闪烁着睿智之光的思想， 在八十年代被另外一位世纪老人继承发展成一个叫作“一国两制”的构想。虽然这构想在台湾海峡两岸尚未开花结果，但毕竟在深谷沟壑间铺架起了可以你来我往的桥梁，而香港的回归更使它由理念的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象。是否可说，在中国统一的征途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已经过去，地平线正隐隐萌动着希望的曙色？
当年，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在场家岭的窑洞前，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说道：“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再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历经血火的打拼，毛泽东如愿以偿，在古老的国度升起了一轮新日。但是，原来那个过于炽烈火辣几乎把神州烤灼成焦土的太阳却并未陨落，它只是黯然失色地让出了穹苍的主要位置，躲在了天涯的一角。
从同样不能允许“天有二日”，到争取那一个不曾溅落的残阳与这一个冉冉升腾的旭日共处于湛蓝蓝的同一顶天空，毛泽东和他同事们的思维突破了传统的窠臼，超越了五千年时空，跳跃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峰巅。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的原因成百上千，而其胸怀比对手宽广、大度、兼收、包容，应该算一条。
10月26日，毛泽东晨起，洗漱，早膳毕来到书房，当日的《人民日报》已经摆在了案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标题通栏，赫然醒目。
毛泽东将文章又读一遍，面露微笑。他吩咐秘书，将梅兰芳的唱片找来，欣赏一段。
音乐响起，旋律优美，婉转绕梁。毛泽东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着节拍，小声跟着哼唱。他是个京戏迷，听戏，是一种调节松弛脑筋的休息，也是写了满意的文章之后愉悦舒畅心情的表达方式。
毛泽东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诗词成就堪称当代第一大家，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叹服。其实，他政论文章的辉煌毫不逊色于诗词，1958年的几篇“文告”便是其中的佳作代表。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发表《评国防部文告的风格》一文，认为：“一般政府文告的特点是态度严肃，语气庄重。国防部几个文告不仅做到了这一点，同时进一步吸取了散文中生动、活泼的笔调。一方面庄重严肃，气势磅礴， 另一方面， 娓娓而谈，又让听话的人感到亲切。”还有人把1958年这几篇“文告”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论佛骨表》、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并提，说“文告”无论思想文采，结构谋篇，在中国政论散文史上都具有“承继传统， 昭启来者” 的地位。如此比较是否妥恰容再议，但“文告”所阐发的新鲜观念，以及用辛辣、无拘、恢谐来表达重大、严肃主题的笔法，确是可以传世。
曲罢，毛泽东同秘书们谈话。秘书说：昨天的“文告”若叫中宣部、外交部或报社编辑来写，恐怕不是这么个写法。毛泽东听了仰天大笑，道：写文章要善于抓动向。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几次讲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还有美、蒋矛盾有时很尖锐的动向，《人民日报》都没有抓住，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一说到应该如何写文章，毛泽东精神大振，兴致勃勃，抒发心得，交流体会：
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
“文告”一开头就提出台澎金马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
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
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有
穿插，但始终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
这样写的。
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
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说“供应”，而且具体说“包括粮食、
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现在许
多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
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
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我们有些文章洋
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
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
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嘛
……
毛泽东一生笔不离手，撰文无数，但他很少对自己的文章发表议论，这次是个例外，证明他对自己近日的作品颇感满意。当然，一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图发生、发展、结束的战事，更是人生的得意之作。
屋内雄论滔滔，窗外秋日融融，蓝天高远，白云淡淡，轻风乱拂，万木绿得深沉、凝重。几只花喜鹊在枝头跳跃，唧唧喳喳欢叫个不停。
工作人员欲出门，将那鸟儿驱散，免得打搅主席思考工作。
毛泽东摆摆手：随它们去。喜鹊当头叫，那是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哩！
第十五章 台海过去、现在、未来时
问题一：炮战于何时结束／问题二：谁是赢家／问题三：历史如何评
价
台湾已非“蒋介石”／美国依然“杜勒斯”／大陆必须“毛泽东”
作者：如果“台独”当道，引发战争，您将为捍卫中国统一呢还是为
保卫“台独”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抑或沏茶摇扇作壁上观／教授：哎
呀呀，你这个问题把我考住了，陷我于三难之地呀
1
哲人如是说：
时间没有脚腿，但它留下了足迹。
从化石、年轮、遗址、废墟中，我们披阅了它的“过去”。
“过去”的故事摆满了书架，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叫作“历史”。
历史是一面深刻的镜子，照出了万物的更新、宇宙的兴替。
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前行，1958年的“炮击金门”也在一寸一分地远去。四十载光阴虽短，但已使我们同那伟大的事件拉开了距离，能够从多重的角度来审视它，从而在历史的经纬图中更精密地确定它的坐标。
近年，海峡两岸回忆、评价金厦炮战的文字愈来愈多，大概正应了“终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离此山外”。
我是炮战的痴迷者之一。因为，文学只崇拜个性化的事物，而炮战即为个性化战争之典范，它以不大合乎战争规律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演了战争的规律，面孔与其它战争委实太不相同。还因为，文学喜欢反映与现实息息相关脉承紧密的事物，而当其它战争早已进了博物馆的陈列室时，唯有那场炮战的成因犹在，故它一点也不陈旧，仍是摆在我们案头需要经常在其中查询些什么的备忘录。
将近1500个日日夜夜，我好像一直手握着一架无形的可观察时空的“放大镜”，千百遍将那场炮战再拉到眼前，认真而执着地研观其生动鲜活的各个细部，以及它于广阔背景下面同别样事物的种种关联，以及在并未中止的进程中曾经和仍在发生的作用。
海峡对岸也有同样的痴迷者。前些年，一次在厦门召开的关于两岸问题的学术会议上，台湾的王教授特地跑到我的房间来“切磋”炮战。我们互相恭维了“您是专家、权威，向您学习、讨教”之后，便开始了客气、礼貌的磨牙。争执涉及史实，关乎评价，直至都口干舌燥，互相不能扭转对方的固执，从而都真切感受到了两岸认识上的差异及达成共识的艰辛。最后，王教授又委婉地向我发难，他说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若干困惑，目前尚无人给出完美的解析，希望沈先生明示、指教，云云。我笑：敝人见微识浅，怕不能令教授满意。
王教授的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尖锐，直通对炮战历史意义的归纳、总括。对此，我的谦逊绝对真诚，不敢将一孔之见强加于人。当然，我亦认为，当代人已经没了当时人、当事人的种种局限，理应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更为冷静、客观的眼光和更为大度、公允的心态，来回首往事，去探寻真谛。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抛开某种偏狭，应该坦承，那场战争中确有对双方来说均属积极的东西。这里可借用卢梭的一句话：每一次重温过去的岁月，聪慧理性的人们总会采撷到新鲜的价值。
问题一：炮战于何时结束？
大凡战斗、战役均有明确的开始、结束时，此乃战争常识。然而，“炮击金门”属于例外，许多人说得清它的“生日”，却道不明它的“忌辰”。遍览海峡两岸数十种著述，在炮战结束的日期上，竟难有一致的定论。
台湾的说法五花八门，有几个版本倾向在炮战45天处将其“腰斩”，划上句号。因为10月6日这一天， 彭德怀宣布了“停火”，此乃共军“损失惨重，打不下去，找借口下台阶，掩盖失败”的遁辞。如此解释界定，最能反衬台湾的“胜利”。
大陆方面比较权威的意见，炮战打了64天，于10月25日“功德圆满”。这一天，毛泽东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标志着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重心已开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