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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战友们紧急撤出。胡德安没挪窝，他心疼这门炮。
烈火已将炮身包围，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呢，如不立即发射，就会发生炸膛。火用滚烫的身子燎烤着他，浓烟像无数钢针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阵乱摸，终于摸到了拉火绳，双手和臂膀猛地向后一甩，炮身暴跳，一颗炽热的“危险”飞出了炮膛，飞向了金门。
他灿然一笑。
拔腿要走，左脚踢到一件硬物。他娘的，猛然间记起来了，炮床上还留着一枚炮弹哪！
必须把它打出去。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哐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 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汉子也会哭。
胡德安当了那个时代的“大英雄”。
忘了哪位作家说过，“死去的英雄是塑料花，老是那么鲜亮。活着的英雄是昙花，只有一瞬的光彩。”
1958、1959年，“胡德安”三个字在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可能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
1960年，人们偶尔还能从报纸的边边角角上读到这个名字。
再以后，这个曾震撼过多少人心扉的名字便渐渐从报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到了九十年代，若要提起“胡德安”，十万人中大概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摇头说“不知道”。
这很符合人们普遍的崇拜心态，“偶像”不能老是一副面孔，“英雄”也要超时常新。
大概也只有我这个痴人很想知道，胡德安拖带着一个重残之躯，在这三十年风风雨雨中是否依旧活得“英雄”。历史的责任感加好奇，驱使我给安微省霍丘县民政局发去信函：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贵县籍战士胡德安，为保护火炮，与烈火搏
斗，负重伤，成为全国闻名的战斗英模。为撰写炮战史料，本人希望了解
胡德安同志近期情况。希贵局于百忙中函告为感。
1992年10月12日我将信发出。 12月1日接到电话，对方称：我是胡德安，我已到北京。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笔下的“英雄”。一米七五的个头，一身洗得发旧式样早已过时的藏蓝色干部装，安徽口音很重，特别是一脸伤疤和一双被烧得重残像鸡爪一样蜷曲的手，勿须证明和介绍信，也一眼可以认定，他就是曾声名远扬的胡德安。
我说：老胡，您怎么说来就来了？
他说：民政转来你的信，我想八成北京有啥急事找我，还是跑一趟讲得明白。
我说：老胡，您来得正好，关于您那段我刚写完，您看看是否实事求是。
他看了，说：事是那么回事，就是对我一个人宣扬多了。实实在在，我们班当时表现都不孬。
着火那会儿，叶英琪、吴海福两个人正在弹药库搬炮弹，叫大火闷在
里边没出来。后来弹药库爆炸，两人的碎肉碎骨头碴子捡巴捡巴捡了一脸
盆，下葬的时候大体上分了分，其实哪里还分得清呀。二炮手任春德也烧
得够呛，百分之五十面积吧。炮阵地旁边是一个鱼塘，叫敌人炮弹炸成了
一片烂泥浆，小任疼得受不了了，一下子跳进去，膀子上的烂皮烂肉全掉
了，看着那个惨哪。当时不懂，不跳还有个救，跳下去就没救了，医学上
叫“血液中毒”，老百姓叫“毒火攻心”，其实就是恶性感染，在医院抢
救了七天，没救过来，牺牲了。我当时也疼得受不了啦，浑身就像下烫油
锅一样疼，也想跟着任春德往池塘里跳，叫指导员一把拉住了，他用劲过
大，把我手腕上烧烂的皮肉都拽扯掉了。你瞧，这手脖子上的伤疤还在。
当时只觉得嗓子眼着了火，像含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不想别的，就是想喝
水，直到现在，我的嗓子一天到晚发干，没饭吃忍得往，没得水可忍不住，
不管走到哪里都得备好水带上。
胡德安从挎兜里拿出一个装满茶水的玻璃瓶，拧开盖，喝一口，接着说：炮毁了，不光我一个人哭，同病房我们班的陈家明也哭了。你想，我们做了那么大的努力，那么大的牺牲，不就是为了保护炮嘛。炮没保得往，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当时确实伤心得很，饭都吃不下了……
他又喝一口水，小声说：沈同志，我到北京来是有个问题，也不知当提不当提？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次到北京来住十元钱一天的地下旅店，并不是来看我写的文章，即便是关于他的文章。
这是一个需要罗嗦老半天方能讲清楚的问题。
1973年，胡德安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霍丘县某公司工作，当过保卫干事，家属工厂厂长。几年后，单位宣布他“退养”。（第一次听说的一个新名词。即还未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但工资已按退休时的75％执行。）129元的基本工资一下变成了100元，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久前，从一个战友那里听说，省里有文件，凡在部队上授过荣誉称号的，可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工资不减，子女可以顶替接班。还有住房等等优待。这才想起，当年首长们和报纸上，都一个劲地称自己是“钢铁战士”、“英雄炮手”什么的。可一查档案，并无这方面记载，刚巧，这时我的信到了。既然北京还有人惦记着他，便坚定了他跑一趟北京，弄清究竟的决心。
“英雄”有求，责无旁贷，我急忙向有关部门反映。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王干事非常热心，当即向军委档案馆、南京军区和总参炮兵档案馆查询，回答：“只有胡德安1958年荣立一等功的记载，而无荣获荣誉称号的记载。1957年至1964年，纪律条令曾取消荣誉称号这一条，1964年才重新恢复，因此，胡德安在此期间获荣誉称号是不可能的。那时，立一等功，就是最高的奖励了。可以推断，“钢铁战士”是某些报刊上讲出来的，并非军委授予的称号。
王干事十万分遗憾地说：“真对不起，我们只能给您出具您曾立过一等功的证明。”
胡德安答应着：噢，噢，噢。
我的心底卷起一阵冰凉。我知道，这对于胡德安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一等功（虽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奖励），仅意味着他每月的退休金可以增加10％，即十二元九角钱。而他最关心的小儿子就业一事，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若是在十年前，我还不敢说历史对他不太公平，而今天当我们飞速进入一枚奥运会金牌已价值百万元、一个著名歌星唱一首歌的出场费已达数万元、一位十八岁的女时装模特月收入无论如何不会低于一万元的时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胡德安这百元的月“退养金”和那些绝无任何通融方式的红头文件。我确实想鼎力帮助他。我确实爱莫能助。
胡德安要回霍丘去了，像他来时一样，凭他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证，花21元钱，买一张从北京到合肥的硬座半价车票。临别前，他的那双僵硬残缺的手紧紧捧住我的手，说了无数次的“谢谢”，然后转身去了。
他留给我的纪念品是他几年前写的一首文理不很通顺的小诗。可惜太长，只能择而录之。
手
手指已畸形／疤痕铜钱厚／伤残恰似履历表／刻着往昔岁月稠／……
中东形势紧／向蒋来宣战／为救大炮冲火海／烧得全身鬼见愁／发眉连根
拔／右耳被烧皱／手如鸡爪皮烧焦／根根筋骨外面露／……／党和人民恩
如山／永远一生跟党走／身体残，革命意志不能丢／手畸形，贪图享受不
应有／……这双手，寄托着党的希望／继续革命不回头／这双手，负担着
烈士委托／永做人民老黄牛／……
唉，这个初衷不改痴心依旧的胡德安哪！
6
大文豪雨果说：“人类追求美好境界的本能和倾向，令他经受了种种严厉考验，而向着更成熟更文明迈进。”
我以为， 人生所经历的种种严厉考验中， 唯“生死”为大。自古而今，为了“美好境界”死亦无憾的人被人们视为“英雄”，倍受崇敬而历代传颂。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便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英雄教育”，“英雄”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壮举曾不止一次刺激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我涕泪滂沱。我常常鼓励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关键时刻要像“英雄”那般慷慨壮烈名垂青史。我又常常萌生怪想：真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住你，要你在三分钟之内在“交出革命秘密”和“交出宝贵性命”之间做出抉择，你真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拉稀不尿裤子嘛？正因为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说“能”，所以才愈发地觉得“英雄”真是不可思议高不可攀，对“英雄”愈发地高山仰止五体投地。
我听过千百个“英雄”故事，但我见过的够格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一个——胡德安。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活“英雄”真“英雄”，我肯定会问那个许多人都会问的傻瓜问题：哎，老胡，您在生死紧要关头想到了什么，比如党祖国人民共产主义毛主席黄继光或父母教育老师教导首长教诲什么的？胡德安说：啥也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