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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孕育我生命的地方——过去穷得常受人欺凌，现在仍跟不上趟的堎下村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二 我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
父亲名荣辉，字耀辰。听奶奶说，父亲年幼时，是远近闻名的才子。但由于家境不济，小学毕业后再无力供其继续深造，正值豆蔻年华的他就辍学在家，成了全村唯一的一个“斯文”。最初，父亲在自家堂上办了一个私塾，但求学者甚少，不久就停办了。此后，父亲就一面行医卖药，一面耕种祖上传下的十多亩薄田（农忙也请一些零工）聊以度日。直至复查土改前，那时祖母还在，全家三个大人，四个儿女共七口，经济状况在全村虽数不上最好，却也算得上比下有余。
父亲虽然只念过小学，但古文基础却很扎实，而且能写一手好字。每逢春节或村里办红白大事，众厅壁、柱上张贴的所有对联、横幅等大小文字，全都出自父亲的手笔。记得当年我们村祠堂的正中挂着一块描金大扁，上书“聚和堂”三字。父亲年年取前两个字，用最工正的笔迹、最醒目的字体，自拟一幅春联：“聚集尊卑多生产和谐长幼都勤劳”张贴在众厅正堂的两根顶樑柱上。这幅对联明显寄托着父亲对堎下村风村情的良好愿望—他是在向村人大声呼唤“团结”与“和谐”啊！
我还记得，那时我家客厅正面墙上，长年贴着一帧裱得很漂亮的字屏。上面书写着四行诗一般的文字：“春日勤耕要向前，夏日早起莫贪眠，秋天不种无收拾，冬至饥寒莫怨天。”这张字屏旧了破了就重写重贴。每次写，每次贴，父亲都要把我们叫到跟前，一边教我们识字，一边教我们背诵，还给我们讲解每句诗的意思，并叮嘱我们长大了莫负诗意。
父亲忠厚耿直，给人看病开方认真仔细，从不出错，从不收昧心钱。七方八邻认识他的人都尊他一声“先生”。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十三岁就出嫁了。孤身立命，在村里实在势单力薄。虽有“先生”之称，在那弱肉强食的年代，也只能让人七分，陪着小心过日子。
父亲一生从无奢求，就盼着一个人人平等、互不相欺的太平新世。所以解放初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那几年，原本性格开朗乐观，高兴时常爱哼几句京戏的父亲是那么开心。四十多岁的人就象年轻人似的，跟着工作队唱革命歌曲，扭秧歌，写标语，搞宣传，整天喜笑颜开。好象翻身得解放的就是他。记得那时他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解放了好啊，再不用担惊受怕了！”
可是，父亲的憨厚让他只看到其一，没去深思其二。一九五二年冬，复查土改工作队进了村，阶级斗争顿时紧张起来。清田地，估财产，划成份，很快就形成了暴风雨欲来之势，对我们家不利的风声也越来越紧。父亲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在我们村东面的三里远处，有一个千户大村叫黎圩。那里是一个集市。因此不少村民一边种田一边开店做生意，不开店的也能经常挣些活钱。所以大部份农户都很富裕。父亲说，我在黎圩只能算贫农，最多也是个中农。如果我划地主，那黎圩不要成地主村了？
后面的事实证明，父亲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有想到我们村不是黎圩是堎下，各村有各村的情况。如果村子里没有一个地主，那阶级斗争岂不成了一句空话？群众既没斗争对象，又无胜利果实可分，积极性从何而来？而我们家在村里虽不是最富的，却是还算富裕的少数几户人家中兄弟最少的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就他和母亲两人象是在风浪中撑着一叶小舟，被颠覆的危险随时即至。在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中，憨实的父亲根本没想到这些。
而我的母亲虽然没念过书，却比父亲更明白。她预感到情况不太对头，便悄悄地为今后的生计动作起来。她把家里的大米、红薯干等粮食用布袋装，用衣被包，用罈罐盛，晚上偷偷地搬出去，或寄在邻居家，或藏在灰堆里，或埋在粪底下……。
父亲知道了，死活不让，还怪母亲说：“你这是自己找死呀，还不一定划上呢。要是被人看破了，还不引火烧身呀！”
母亲说：“没划上就谢天谢地。要是划上了呢？一封门一抄家就什么也没了！一家人吃什么？”
父亲固执地说：“就是划上了政府也有政策，会留口粮的。你不要害我，快去都拿出来！”母亲拗不过，只好当着父亲的面把藏好的粮食又搬回来。
父亲预料之外，母亲预料之中的事很快就发生了。没过几天，一群抄家搬粮的人突然上了门，七手八脚地把所有能值一点钱的东西全抄走了，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装走了。这些抄家的人都是外村的，谁敢、谁会说一声“留口粮”？
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昨天还对父亲彬彬有礼的人，突然就变了脸，走路都弯得远远的，好象就怕沾染了大麻疯；说话也变了腔调，昨天还称父亲为“先生”，今天就很不客气地指名道姓，而且声音也是粗声怪气的。我们姐弟四人也成了地主崽子，上学再无人邀我们为伴。玩也只能输不能赢，若偶尔赢了，对方就指着鼻子骂地主崽子不老实。
父亲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碎了。他一时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他看着空荡荡的老屋，欲哭无泪地说：“怎么办，怎么办？不饿死也要被斗死、逼死！”
父亲说的斗就是开斗争会，让群众有冤伸冤，有仇报仇；逼，就是要交待工作队追查的所有问题，交出埋藏的硬货，交出所有剥削帐。
母亲劝解父亲说：“你不要这么急，你一世没做过亏心事，方圆几十里没有你的仇人，怕什么？你的家底堎下老老少少都清楚，有硬货无硬货，有剥削无剥削，干部心中有数。我就不信没有人说公道话。”
不久，母亲的话又得到验证。虽然乡里村里开过几次斗争会，但并没有人说太过份的话，追查藏物时也无人恶意相逼。但是，既然已经铁定为四类分子（此时，阶级敌人还只有四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之首，今后的艰难也确实叫人心胆俱寒。
家里没一颗粮食，一家七口眼下吃什么？是地主就一定有剥削，可我们家不但从没放过租更没放过高利贷，而且自己还欠着别人的债，过堂时这剥削帐怎么交？岁末快到，家里钱粮全无，这年关怎么过？父亲想到这些是那样的烦躁不安，有时竟痛不欲生……。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三 我有这样一位母亲
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母亲，我们这个家还能不能延续下去，我们姐弟四人还有没有今天？
母亲睿智，坚强，能干！她个子不高，身材清癯。最让人怜悯的是她那双小脚。看得出来，小时候裹脚时包扎得可真狠。双脚的脚趾全脱臼了，外边四个向内折断压在脚板底下，大脚趾向外扭断挤压在脚背的前端。两只小脚就象长在缺水少肥的红壤地上的老姜，干瘪，畸形，没有生气。大概是脚趾承受不了重压，行走时身子微微后仰，重心落在脚后跟上，就象戏台上的小旦，踩着碎步前行。常听母亲说，她十四岁嫁给父亲，正产小产一共生了十六胎。前面的都夭折了，直到三十多岁生了姐姐，又隔几胎之后才生了我一个男孩。父母生怕我又不能成人，一落地就将我用银丝栓着鼻子，用项圈套着脖子，用神锁锁着身子，还给我取了个很贱的乳名。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为了把我们抚养成人，母亲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家里被划为地主后，为了度过难关，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母亲把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一肩扛起。她的那双小脚真如正梁立柱，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剥削帐实在无帐可查，工作队只好估计一个数字，限期兑现。虽然数目不大，但家里一无库存现金，二无贵重物品可抵押，一些可用、可吃的又全被搬走了。过关只剩一条路：向亲友求助。
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母亲很早起床，安慰了父亲几句，并叮嘱我们天冷不要出门，在家等着妈妈回来。然后撑开破伞，顶着寒风，一双小脚踩着又窄又滑的泥泞小道，奔波劳累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家。其实亲戚也没有一个是富裕的，都是盼翻身求解放的主，手边根本无钱可借。但都答应鼎力相助，有牛的牵牛，有猪的赶猪，只要能值点钱的东西明天都会一并送来。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总算可以过这第一关。
但是家里已两天没开锅了，个个饿得像一堆烂泥，摊在床上、凳上。看到母亲回来，大家明知家里没有一粒米，还是象见了救星一样，希望母亲能有办法搞到一点吃的。
母亲好象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只见她稍坐片刻后，突然站了起来，不点灯，不吱声，轻轻地走到门口探头向外张望了一会，然后疾步跨过门槛，悄悄地消失在夜幕中。不一会儿，一个人影手里提着个黑乎乎的东西，摇摇晃晃地撞进屋来。只见她敏捷地带上门，迅速地把手里的东西塞进灶前的柴堆里，再摸出火柴，点亮油灯。这时我才看到母亲全身湿透，双脚糊满泥巴，裤管也溅满泥浆。姐姐比我们懂事，她赶快点着灶火，烧了一锅水给母亲擦干身子，换上干衣服。这时，母亲才深深地舒了口气，走到灶前，伸手扒开柴草，把那包东西——一个圆鼓鼓的布袋子取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解开袋口——里面竟是白花花的大米！
原来前几天父亲逼母亲将那些藏匿的粮食拿出来时，母亲多留了一个心眼，只拿回了一部分。另一部分留住了，今天救了全家的命。眼前的情景不仅使我们喜出望外，就是父亲的脸上也有些松动。我想在他的心中也一定会佩服母亲的胆大心细！往后的日子，就是靠这些“黑粮”和亲朋邻居的暗中施舍，再和着一些糠草树皮挨到了年关。
往年，我们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天天在母亲怀里拝着手指掐算还有几天。可今年哪有这份心。正月初一，母亲早早地给我和姐姐每人准备了一个大竹篮，教我们如何沿村乞讨。我们怎么丢得下这个脸呀！吱吱呜呜不肯出门。母亲装着一副平静坦然的样子说：“这有什么丢脸呀，又不是偷不是抢。以前我们家门前不是常有叫花子来讨吃讨喝吗？……娘是不能随便行动的，要不娘还不早就出门了，还会要我的乖崽乖女去要饭？……”母亲说到这，声音有些颤抖，两行泪珠从眼角滑到腮帮，然后无声地滚落到地上……。我和姐姐还能说什么呢？默默地从母亲手中接过竹篮，连打狗棍也不要，紧了紧衣服，缩着脖子，钻入刺骨的寒风中……。
春节过后，万物复苏，大地吐翠，处处呈现出冬去春来的勃勃生机。前几个月，大事小事母亲都不让父亲动手。水由我和姐姐抬回家，摘菜由我和姐姐上菜园。当然重事急事脏事累事都是母亲包揽。年后，也许是受母亲的鼓舞，也许是对环境的初步适应，父亲也开始有了些主动。他先是去查看了一遍新分得的几亩瘦田，然后把门背那两桶尿挑出去浇在田里，接着就着手做一些春耕的准备工作。父亲的变化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更给母亲以极大的安慰。有时母亲的脸上居然还会露出一点久违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