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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我蠢笨如猪呢。如果当时我亲自把绳子给解了，说不定他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呢，至少也不会埋下仇恨的种子，招惹今天的祸事。事已至此是无后悔药可吃的。
对于别人的无端指责和强势欺压，我当然能承受得起，文革的反复折腾早已在我的神经末梢形成了一种百毒不侵的抗体。可现在已不是我一个人感受这种局面，与我拴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傅正秀。在娘家一直当家作主的她，刚进新房门，就与我同受罪，她会如何表现呢？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二蜜月是什么
导读﹒偶感（十二）
因为爸爸的原因，妈妈刚落脚南山就跟着吃苦、挨批、受罪。出身贫农，曾经风云一时，一贯当家作主，且性格粗犷、见识短浅的妈妈难免对爸爸发泄一些焦躁情绪和咄咄怨言。
爸爸说，妈妈并非无理取闹，她闹得有理有据。在互无恶意的争吵中，爸爸虽然有些心烦，也曾苦恼过，甚至差一点离经叛道。但出于对妈妈的理解，对家庭的责任，对缘份的珍惜，爸爸很快猛醒，回归原位，牵着妈妈的手一直走到幸福的今天。
我们理解妈妈，更理解爸爸，我愿集我们姐兄妹仨之意道一声：谢谢了，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
待后请看——八、谁能告诉我之二、蜜月是什么之三、是对还是错。
新婚是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殿堂。所以人们把新婚的最初一段时间称之为蜜月。我也是刚完成新婚的人，却感受不到蜜月的甜美。如果要我把蜜月的美好与幸福作一番描绘，回答蜜月是什么？我只能以白卷上交。
我们的婚姻基础决定了我对蜜月的无知。我对美好和幸福也有过追求，但不敢奢求；对密月也有过梦想，但不敢妄想。如今的我只求夫妻能粗茶谈饭过日子，和和气气共相处。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如愿。从新婚之夜算起，只臭美了两天。第三天的中午，那间不足十平米的新房里就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预示着我烦恼之旅的开始。
事情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正常的，没有不可接受的理由。这第一次烦恼就烦恼在我们那间所谓的新房上。由于房间实在太小，架一张床，搁一张写字桌，墙角再放几张锄头耙泥什么的，剩下的空间就只够我们俩挨着身子打圈圈。炒菜做饭只好把人家送的那只土炉子拎出去，放在走廊的墙根，炒完菜做完饭又把炉子提进屋，以免影响来往行人。
这天，正秀做完午饭，熄了炉火，再把炉子提进房里。那土炉子是旧物，大概铁箍早就锈断了，没走两步，炉子就重重地摔在地上，碎成无数块。我在楼上排练节目刚刚收场回来吃饭，见此情景，赶快拿来扫帚撮箕，把碎块捡掉，把地扫干净。
打破一个炉子，女人自然会伤心。象我们这样的家，买一个新的少说也要二、三元钱，别说是她，就是我也有点心疼。我见正秀在屋里气得呜呜地哭个不休，就一边拾掇地面一边劝她说：“一个旧炉子，打破了就算了，还哭什么哩……。”我心里明白，我的安慰实在勉强。我更加明白，正秀的哭声决不只是痛惜一个炉子，我的劝解当然毫无效果。她仍然泪流满面，嘴里还喃喃自语说着炉子以外的别的什么。婚前，她虽然没提任何要求，可进入“新”房后，望着这又小又空的老墙旧壁，一但触动引线，打开话匣，该念叨的烦心事实在太多。
因为汇演在即，我没空哄她，吃完饭又到楼上会议室排节目去了。
一波未了，又起一浪。正秀正在为家事沤着满腹怨气无处宣泄的时候，又发生了宣传队的那桩冤事。
那天正秀因炉子问题情绪仍未平静，参加支部会是勉强去的。当她在支部会上听了毕场长那段耸人听闻的话之后，心里就象开锅的稀粥滚烫沸腾，惊恐万状。而会议最后支部又根据毕场长的提议作出了“金成夫妻调水塘头生产队”的决定，她更如创口抹盐，痛不欲生，精神几乎崩溃！散会后，只见她铁青着脸，浑身颤抖跑回家中，关起门来蒙在被子里哭得昏天黑地。这个无情得近乎残酷的决定，象一颗炸弹炸塌了我们这个“蜜月”之家原本就很脆弱的精神支柱，家庭关系危如累卵。
我到分场找到艾书记，反映我们的实际困难，请求分场收回决定。可艾书记用训斥的语气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困难也闯过去了，你这点困难就怕苦怕死，象什么样子！”听艾书记的口气显然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这位艾书记在第五节中略有介绍。他原则性极强，说话调门极高，开会作报告总是抓纲提领。但文化水平太低，据说从未进过校门，只是在部队学过几天速成班。所以闲谈正议他爱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包装，而又常常牛头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县里下达了一个关于开展春季植树造林的文件。他对上级的精神从来都是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对这个植树造林的文件也是如此。白天接到文件，晚上就召开大会传达。由于这个文件与政治关系不大，他把文件交给我，要我来宣读（以前有些不太重要的文件有时也会叫我念）。
当然，我只有照本宣科的权利。我念完之后，艾书记就开始解释和强调文件精神。他开口就说：“刚才我们学了出租造林的文件……”这里他把“植树”说成了“出租”，他大概对这两个字既不认识又不理解，可他仍是那样地自信自负和自豪，他那多年养成的夸夸其谈的个性又逮着了一个张扬的机会，便解开胸扣畅所欲言起来：
“贫下中农同志们，什么是出租造林？就是国家出资我们造林。旧社会，我们租地主阶级的田，苦耕苦种，一年到头没吃没穿。现在国家出租（资）我们造林，就是国家拿出钱来买我们造林……”
根据他当时讲话的意思，“租资”二字我只能随其意混录如是。至于文件中的“植树”，早已被他不知丢到那个角落去了。我听着艾书记理论联系实际的阔论，既感到滑稽又有点蒙羞，但还得静心听下去。
此时，只见他话兴正浓，开始引经据典地把这个资字往深处议论。他说，这个……这个文件上的资不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论的“资”，马克思的资是资本主义的资，资产阶级的资，这是我们的革命对象，要打倒的。文件上的资就是钱，是无产阶级的钱，是社会主义的钱，是党和政府给我们的钱，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念文件不足十分钟，而他的报告至少讲了一小时。尽管植树二字没挨着边，他却能拉扯自如，不屑伦次；有时如阳光下的倾盆大雨，有时又象三伏天的皑皑白雪，前后矛盾而全然不顾，离题万里还洋洋自得。
今天他把我们赶到水塘头，还用红军长征相压迫，语言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态度是那样斩钉截铁！天下竟有这样的一位领导，事情本是由他引起的，可他却装得若无其事，不给我作任何解释也就罢了，居然还对我落井下石。对这样一位顶头上司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但是，新婚的妻子怎么办？我回到家里只有把满腹委屈深藏心底，却强装笑脸开导她说：“还哭什么哩，哭坏了身子是自己的。那么多人在水塘头也过了，我初到南山时就在那里过了三年，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缺胳膊少腿的，怕什么？”
她没好气地说：“要去你一个人去，我死也不去！”
我说：“垦殖场不象你们公社生产队，土生土长，世代不变。我们垦殖场劳动力经常调动，说不定今年进水塘头，明年就出来了呢。”
此时此刻她怎能听得进我的这一番话呢？他睁开泪眼，冲着我悲愤地说：“你在哄人骗鬼！我早听说，那个鬼地方，进去还想出来？做梦！”连续两天，她眼睛哭肿子，身体哭瘦了。我真担心正秀的肾炎病再度复发。但我实在无力为她分忧解愁，作为男人，还有比这更难受的么？
我们的蜜月！这就是我们的蜜月。
第三天晚上，分场又突然通知正秀参加支部民主生活会――什么生活会呀，其实就是对正秀的党内批判会。
正秀与我结婚，本来是分场开的证明，书记表示祝贺，主任亲自主婚。而在民主生活会上，书记主任带头，首先异口同声地批评傅正秀身为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子女不嫁，却跑到南山找一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并气势汹汹地指责正秀：你的党性哪里去了？阶级立场哪里去了？那位为我们主婚的主任还接过话茬说：“那天金成的母亲老地主婆来南山，你傅正秀还到商店买一瓶好酒给她吃，是不是想让地主婆吃好身体，好搞破坏活动？”
人怎么会是这样！平时我们的关系还算可以，前几年我有时春节没回家，大年三十他还会叫我到他家去吃顿年夜饭。可现在，突然一变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他经常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大老粗，难道大老粗就能信口开河，说出这种没肝没肺的话吗？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就是身体再好，又能搞什么破坏呢？
他们一个个牙横口臭，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就算是为逼正秀“服从组织调动”而先发制人，也用不着使这种损招呀！
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艾书记才提出工作调动问题。还是老一套，先说了一通大道理，什么工作调动是革命需要呀，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呀，这是一个党性原则问题呀，不允许任何人向党讨价还价呀……等等。接着他语气一转，声音变得严厉尖刻：“你傅正秀身为共产党员，对这次正常的调动，态度很不正常！哭哭啼啼，抵触对抗，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正秀窝着满腹怨气回到家里，一进门又是号陶大哭。哭了一阵又破口大骂：“嫁死老公，坑得我挨骂受气，受讹受欺……我在娘家出门进屋无人说我傅正秀一个不字，公社大队，书记主任，谁都要对我傅正秀高看一眼……嫁你这样的死老公无能无用没指望……”
这是她在蜜月里第一次真格地跟我闹腾。她并非无理取闹，更非撒野伤人。她说的句句是事实，骂的句句有道理，我完全理解她此时的心情。
一个出身红色家庭的年青女人，从懂事起，一直是革命的中坚。加之她十分吃苦耐劳，在生产队里她几乎与男人平起平坐，一般女人每天只能拿四五个工分，而她却一天拿八分；十五六岁就是铁姑娘战斗队的队长，十七岁就入党，已是全县闻名的女英雄；在家里许多事她也比哥哥强。所以，在领导眼里她是模范，在生产队里她是能人，在父母心里她是宝贝，在群众面前她是红人。可以想象，她在娘家是个多么风光的人物呀！可是现在，她从人上人突然就跌落为人下人，真是一落千丈！新婚没几天就跟着我一起受气受罪，她怎能接受这天地之变？作为新婚丈夫，我给她带来的不是快乐与幸福，而是烦恼与痛苦，她把怨气全往我身上喷，那是应该，活该！
女人一旦火上七窍是不容易熄灭的。我明知劝说无效，但又不能不理不睬，实在束手无策，我只能应付着说：“算了吧，夜很深了，别吵了左邻右舍，我们也睡吧。”她仍坐着不动，嘴里仍哭骂不止。
我原本也是个性情暴躁的人。面对怒火不熄的妻子，我心里也燃起一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