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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要他马上签字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对我抛出了这句话，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他是实实在在吐出了“我、保、证、放、你”这五个字。我就带着这这五个字马上赶到教育局，把a领导的原话向局长汇报。
曾局长问：“他是这样说的吗？”
我说：“一字不差。”
曾局长说：“好，你稍等一下。”
他再次找来几位副局长统一了意见。然后回到办公室，提起笔，签了四个字：“同意调入”。接着又亲自到行政办公室盖上公章。最后把签了字盖了红印的报告交到我的手里说：“快回南山办……。”
我揣着签了字的报告往车站赶。走到半路，我灵机突然一动，要是南山签字说“经党委研究，因工作需要，不同意调出”怎么办？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他有这种权力，也有这种理由。想到这里，我没有勇气往南山方向走。我站住了，略作犹豫之后，调转方向，向县委院子而去。我想凭着教育局的签字，请求县委组织部直接下调令。这样南山就无话可说了。只是不知道组织部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不管怎样我也要试一试。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跨入了组织部的大门。我虽然去过几次，对大部分人都有些面熟，但仍叫不出哪一位的姓名和职务。于是我问坐在最外面的一位女办事员：“您好！请问，调动手续在哪儿办？”
女办事员接过我递过去的报告，看了一下，很有礼貌地说：“你请坐，稍等一会。”说着，她拿着我的那份手续不全的报告进了对面的办公室——大概是去请示部长。一会儿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原位，打开抽屉，拿出一本调令，在空白处填上单位姓名和年月日等，再盖上公章。最后留下存根，撕下正文交给我说：“祝贺你，总算办成了。”
我没说三句话，事情就这样办妥了！如此顺畅，如此简单，如探囊取物，似水到渠成！我觉得自从登上县政府大院的那一级台阶，仿佛所担心的一切都是多余。而一句“总算办成了”，决不只是女办事员的感叹。我从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各级领导及有关人员对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我拿着调令回到场里，办公室很快就给我办了行政介绍信和工资证明等手续。第二天清早我就赶到局里，把所有证件交给曾局长看。曾局长对我的工作确是早有打算，他看了全部手续后，高兴地说：“好！你到三中去当总务主任吧。”事情办到这一步，我已是喜不自胜，莫说去三中，要我去任何地方我都心满意足。我当即到人事股开具了有关证明，准备再到县劳动人事局办理最后的相关手续。
从教育局去县政府要路过县一中，在一中校园正好碰见杨昌炽校长。因为我们是老熟人，当年在县文化站搞创作时，我们在同一个创作组，同桌吃饭，同室办公几个月，相互都很了解，也很合得来。所以一见面我就对他说：“杨校长，我的调动手续办好了。”他问我调哪里？我告诉他说调三中搞总务。
杨校长说：“你来一中么？我了解你，一中有很多事你可以做。”接着他点了一大串部门，说这个你可以搞，那个你也能胜任。我很感激杨校长对我的赏识。一中是全县历史最悠久的一所老中学，又是地区的重点，条件当然比三中要好，规模和社会影响都比三中大。本来曾局长已为我作了妥善安排，我岂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尚未立足就挑剔起来？但是，我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如果能在一中，对妻子的工作安排肯定更有利。从这点出发，我对杨校长说：“我愿意来，不过我要请示曾局长。”
我马上回到教育局，如实对曾局长汇报了杨校长的意思和我的想法。
曾局长说：“一中眼下没有职务空缺，当普通老师你也去吗？”
我本来对职务就无所要求，回答说：“我乐意做一个普通老师。”就这样，人事股就把我的调入学校由三中改为一中。
我把所有的材料都送到县人事局，一位股长看后说：“你先回去等，我们还要研究一下。”
我说：“要等多久呢？”
股长说：“这就说不准。”
原来，就是因为我是垦殖场的干部，按省文件精神，企业干部调事业单位需经四家研究。没想到在这里又碰上政策关卡，我只好回家等待。等了几天，我按纳不住了，因为发工资的时间快到，手续未办好，工资就无着落。我再次赶到县人事局，找到那位股长说：“请股长帮忙摧一摧，能不能快一点？”
股长说：“哪有这么简单，四家的事情，要四家领导都到场，哪能由我们一家说了算。你别着急，再等几天吧。”
正在这时，一位年龄较大，又高又瘦的人进了办公室。听见有人叫他局长，我也就叫了一声局长，把我的情况和我的要求告诉他，请他网开一面。我话还没讲到一半，他就把手一挥，叫我不必说了，似乎我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他对那位股长说：“特殊情况，给他开，后天就发工资了，不能等，人家要吃饭呢。”领导表了态，股长二话没说提起笔，又填表，又开证明，不到十分钟就办好了。然后把全部材料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我说：“快到二楼编委去上编。”
我看了一下表，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多。于是，我立即离开人事局，急匆匆来到编委办公室。见一位女同志在忙乎，我走上前说：“打扰了……”
女同志停下手中的活抬头问：“你有事吗？”
我说：“麻烦你，我是来上编的。”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中的所有材料都递给她说：“我调一中。”
女同志伸出的手停住了，说：“哎呀，一中的编制已经满了，恐怕进不了。”
我一听急了，赶忙说：“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她听，我还没讲完，她就显出几分诧异地说：“啊，你就是……，我听说过。既是这样，就麻烦你等一下。我们主任到白云山去了，估计一会儿就会回来，等他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说完，起身给我倒了一杯茶，客气地招呼我坐下。
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有一个人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进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等的那位主任了。女同志先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主任。”接着他又向主任介绍说：“这位是南山中学的金校长……”不等女同志说完，主任就打量着我说：“啊，刚才在白云山中学就听说了你的事。”没想到我的事竟传得如此偏远。女同志接着说：“他调一中，可一中的编已经满了。你看……”主任听了女同志的汇报不假思索地说：“先开一中。没有编制到暑假再说，到时给他们增一个编，或减一个临时工。”上编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没凭一点私人关系，没走一步旁门左道。在想象中像登天一样难的事情，却是处处开绿灯，关关都放行。很快就办好了所有手续。从此，我的人生又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前景。
高兴之余，我想顺便到组织部说一声“谢谢”。组织部的同志听说我的手续全办好了，都很高兴。我又来到部长办公室，对潘副部长说：“潘部长，谢谢你的支持。”潘部长是我唯一叫得出姓名和职务的部领导。
潘部长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龙部长，他一直很支持你。”
我知道组织部有一位龙部长，但几次来部里办事都是与潘部长接触，从未与这位龙部长打过交道。以前听南山的一位领导对我说过龙部长的事，现在又听潘部长这么说，心里的感激真不知如何表达。
我问：“龙部长在哪儿？”
潘部长说：“刚才出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你先坐一坐。”
不一会，门外进来一人。潘部长说：“这就是我们龙部长。”
我赶紧站起来，迎上去说了声：“龙部长，谢谢你！”
龙部长握着我的手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我是南山中学的……”
龙部长马上接过话说：“对了，你一定是金校长……。”
我说：“我已经调到一中了，谢谢部长的支持！”
龙部长叫我坐下，热情地说：“不要谢我，是你自己争气。要不，我们也不会知道你这位金校长，更不会了解你。”
我说：“部长言重了。”
龙部长以一种别样的目光看着我说：“看来，你还是个很不简单的人物哩！顶头上司那样跟你过不去，上上下下都支持你，而不支持他，我工作几十年还少见呢。”
我说：“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一个平民百姓，哪有今天。”
龙部长又打量了一眼我说：“多大年纪了？满四十五了吗？”
我说：“已经四十六了。”
龙部长听了，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我知道部长在这里连说可惜的意思。按当时中央文件有关干部提拔年令的规定，四十五岁是一个门槛，基层干部超过这个年龄，就基本失去了提拔的资格。我想“可惜”二字便是源出于此。“可惜”二字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口中说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听着部长的褒奖，我想到了磨难的价值。我在磨难中成熟，在磨难中接受考验，在磨难中得到相识的、不相识的各级领导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得到我想的和不敢想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许多许多……。人家说我是因祸得福，是的，我真是得了福了。我由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由场派教师变成了国家教师，由农业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福，我将时时告戒自己，决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事多磨事更好。历经磨难的好事才更珍贵，更具生命力。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的好事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还在发酵、延伸……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的预备党员在拖了四年之后，由常务副县长（本书完稿时已调任县人大任职）、当年曾接任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与我素未谋面的黄润生同志签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八八年底，a领导也调离了南山，不久南山党委来人，请我回去“官”复原职。我虽然没有答应，但我对南山的那分感情永远深藏于心！
还有一件事虽然也最终未成，我仍在此一叙，借以对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谢意。
一九九零年上学期的一天，我在一中校园碰到县政府监察局的朱台英副局长。她叫住我说：“金校长，我有点事找你。”
我站住了，快步走到朱局长旁边问：“局长，什么事？”
朱局长说：“你愿意去监察局么？那是个得罪人的地方。”
那时我到上高一中已近两年，妻子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她常在家里埋怨，弄得家庭气氛很不和谐，我常为此事伤神忧心，严重影响工作情绪。现在监察局要调我，当然是个好机会。监察局的工作对象大多是上层领导，长年同各行各业，各机关部门打交道，接触范围广，对解决妻子的工作肯定有利。这样的好事正是求之不得，说不动心，那是假话。基于这种动机，我毫不迟疑地说：“愿意”。
朱局长说：“你愿意就亲自去给闵书记回句话，是他叫我来找你的。”
闵书记是县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他怎么会认识我呢？这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前面说过，一九八八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曾写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