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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都属老生常谈，尽人皆知。但是，我把这种理念提到首要位置，不但通过语言反复渗透，更在整个班级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反复实践，其效果就有所不同。这里我培植的是各类学生的心理平衡；实施的是执教处事的平等公正；构建的是师生间的相互理解；营造的是各尽所能，奋发向上的班风学风。
杨晟辉明显地开始适应我建立在这种理念基础上的教育方法。这种适应不仅表现在他对班集体的逐步投入，更表现在他对老师的逐步亲近和信任。此后他甚至有时还会向老师反映过去不可能透露的他与外界的一些“秘密”。
一天课余，晟辉悄悄地对我说：“金老师，外面有人约我去打架，怎么办？”
我一时竟不以事情的严重而震惊，而为晟辉的举动而欢呼：“好！你能对金老师说起这些事，很好！”我接着说：“人家约你去，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说：“早些时侯他们就约过我，我没有去。可他们事后都骂我是不是想死。我有点害怕。”
晟辉原来是个伤不怕、死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现在他说他怕，我在为他担心的同时，也为他能说出这个“怕”字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从这个“怕”字中感觉到他的心态已开始了向“正常”的转化。
晟辉怯生生地告诉我，今天外面有人对他说，晚上会有一场大战，到时候会来人叫他，头说今天一定要去。他求救似地问我怎么办。我又一阵高兴，然而，随即又涌上一腔惋惜与愤怒——好端端的一个孩子，怎么就落在他们手上呢，连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不给，非要把人逼上绝路不可！
我想，晟辉无论如何不能参与，但我一时又想不到什么办法让晟辉躲过此劫。
我问晟辉：“你说怎么办呢？”
他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开会去了，他们就一定会把我拖走。如果你守在教室里他们就可能不敢来。”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晟辉要赶快把事情告诉我。原来他是下午听我说晚上要开会，班上由他负责，怕自己被那伙人拉走。看来，他是真的想拔腿呀，我决不能让他再入虎口。
我说：“好，我请假，不参加今天的会了。”
这天晚自习，晟辉早早地来到了班上。我自始至终守在教室门口。当晚总算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一次外面的群架也没打成。后来听人说，以前街上发生的很多群架，都少不了杨晟辉。因为他“功夫”好，又勇敢，是一员猛将。加上他年纪又小，讲哥们义气，好支使。一旦上阵，他总是冲在前，撤在后。所以他的“战功”最显赫，负伤也最多。这一次没有正式开战，我估计可能是这一方少了晟辉这位猛先锋而不敢轻举妄动，故而各自罢兵。
然而，躲避只能是暂时的，避了一回避不了二回。不久，晟辉还是出事了。
那天下午，一直不见晟辉。傍晚听人说，晟辉又被人拖走，参加了打群架，用斧头将对方的一员大将劈成重伤，几乎丧命。吃了亏的一方岂肯罢休，发誓要宰了晟辉，为重伤者报仇。因此，搞来了鸟铳长矛等轻重武器，堵在晟辉上学的路口，等晟辉出现，发起偷袭，一定要取他的小命。因此，他那些哥们也觉得晟辉已是身陷险境，如继续留在本地，早晚有性命之忧。便每人集资十元，凑足了钱欲送晟辉离开本县去另一城市。听了传闻，真让我魂飞魄散，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晟辉休矣！
我一时有些进退两难。如果干预此事，能否找到晟辉？再说如果劝晟辉留下，我能否保证他的安全？万一有失岂不是反害了他？但如果放他而去，晟辉势必越走越远。我听人说，晟辉去另一城市是因为那里的一个团伙慕名他的勇猛请他去坐把（当头）。他分明是离开一座刀山，又跳入了一片火海。晟辉这次一旦成行，走的很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我是他的班主任，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学生歧途难返而莫衷一是？
晚上，我安排了班上的自习，匆匆出了校门，决心一定要找到晟辉。我首先来到晟辉家里，晟辉的家长一见我，只是急得语无伦次，一个劲求我救他的儿子，说：“晟辉就听你的。”但是我问晟辉在哪里，他（她）们也说不清，只是说了几个晟辉常去的大概方向，具体地点无人知道。
我想他决不会在大街上，一定在某个偏僻的地方。我只有到大道两边的小街小巷去寻晟辉的踪迹。我一个人在街上于回走动，观察着每一个行人，搜索着每一个角落。只要看见有小青年，不管是行色匆匆的还是驻足闲聊的，我都要追过去问：“请问，你看见杨晟辉吗？”有的说不认识，有的说不知道。后来总算问到一个认识杨晟辉的，他却告诉我说杨晟辉走了。我想问清楚他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但我还来不及开口，那人已走开很远了。
我茫然地站在街头，希望能从三三两两的行人中发现晟辉的身影。突然有两个年青人看了我一眼与我擦身而过。我看着有点面熟，赶过去问：“小伙子，你们看见杨晟辉吗？”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他走了。”我又追撵上去问：“他到哪去了？”他们又不作答，行色匆匆转眼就不见了。
我想他们两人与前面的那位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回答我，这是不是他们内部对外界统一的口径？他们从同一方向而来，又往同一方向而去，杨晟辉会不会就在附近？我很有把握地揣测，晟辉肯定还没走，我决定就在这里等他。
我站在路边的一个空货棚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始终不见晟辉出现。其间倒有一些小青年陆陆续续如散步，似好奇来到我的身边，有的还主动问我：“你就是晟辉的班主任？”我说：“是，我就是金老师。”此时，我完全明白，他们就是从晟辉那儿来。我再没有向这些小青年打听晟辉，只委托他们向晟辉捎话：“请你们告诉晟辉，金老师就是等到天亮也要见到他，我只求见他一面！”其中有一个青年听了我的嘱托，还发出这样一句感叹：“我初二没读完就被老师赶出了学校，我怎么就没碰上这样的好老师！”
一直等到近午夜十二点，街上已没有什么行人。正在我焦急不安的时候，突然从一条小巷的深处涌出一帮人，缓缓向我走来，看上去不象歹人，也无恶意。走近了，我借着路灯看清了，被簇拥在中央的正是杨晟辉。刚才前后与我见面的那些小青年都在其中，共约二十多人。他们来到我的面前不远处站住了。
晟辉低着头小声叫了一声“金老师”。
我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良久，才声音略带哽咽地说：“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晟辉仍低着头说：“我没脸再见金老师。”
我说：“我不想听你说这个。晟辉，你也不小了，是非曲直应该能够辩别，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起责任。我一定要见你，就是要问你一句话，你要用心来回答。只要你这句话是出自内心的，不管你说什么，金老师尊重你的选择。现在，你面对金老师，当着你的兄弟们说一声，你是跟金老师回班上去，还是离开上高独行江湖？”
他稍迟疑之后便抬起头，眼里闪着光芒，声音不大，但还是能让在场的所有人听得清楚明白地说：“我跟金老师去读书。”
我接过他的话，无比兴奋地向他那些大小哥们宣布：“大家都听清了吧，这是晟辉在众兄弟面前的正式表态！你们是晟辉的好兄弟，我想你们也一定希望晟辉好，我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干扰晟辉，让他好好地念完初中，好吗？金老师拜托各位兄弟了！”
我的话刚说完，一个年龄较大的（大概是头）年青人大声说：“你们这些豆里鬼（本地方言，即小的们，兄弟们的意思），听到金老师说么？以后再不要去打搅晟辉了，难得他碰到这样的老师，让他好好读完这个初中。”接着晟辉把鼓鼓囊囊的两口袋钱一把一把地掏了出来，交给为首的那位青年，说：“给我退回大家，我不走了。”第二天，晟辉又回到了班上。
但是我与晟辉相识恨晚，晟辉在四班的时间实在太短，从他报名的那天算起还不足三个月。我对社会上的那些污泥浊水毕竟没有回天之力。此后不久，晟辉最终还是被人拉到另一条路上去了，离开了班集体再没有回来。从看不到他的那一天起，我天天都在想念他。他也用一种特殊的纸，特殊的笔，特殊的语言，表达了对自己的忏悔，对老师的思念。他还在特殊的环境中结了两个很精致的花灯球，托人连信一起带给了我，让我见物思人。至今我与晟辉，晟辉与我仍保留着那分浓浓的师生情。就在他出事的四年之后，当各在东西的那一届初中（4）班的部分同学突然相聚为我祝寿的时候，晟辉也闻讯赶来，默默地为我祈祷、祝福。他对老师的这份情意与全班同学的一起，共同汇成了我终生的一份骄傲，让我的人生之旅更添光彩。
老师满负荷地对学生倾注爱心、履行责任，必然导至学生对老师的真情理解和尊重，进而从行动上表现出对老师全部工作的配合与支持，使我的班级工作自然、流利、顺畅。可是，第一个学期时间已是过半，每次单元考试，初一（4）班总是全年级倒数第一，而且比倒数第二名也有较大差距。直到期中考试，形势仍无好转。我很不解也很忧心。班风再好，考试成绩上不去就没有立足的底气，全部辛苦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虽然怎么也不相信四班的成绩会永远落后，但这只是一相情愿。我明白，在连续多次不景气的情况下，学生的信心和士气比老师的自信更为重要。
期中考试后，我对学生说：“初中有三个学年，六个学期，现在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们按我的要求做，三年之后，保你们开开心心与金老师告别。暂时的落后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的基础和人家不一样。我怕就怕你们没有信心，自己趴下，甘拜下风；怕就怕你们成绩不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