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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塘头最让人害怕的还是春插和双抢。春插一到，秧门一开，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先是迷迷糊糊抹一把脸，不识嗞味地喝一碗粥，接着每人身上插一把秧秆，手里拿一支电筒，下面打一双赤脚，肩上挑一担土箕，如果是雨天身上还要披一件蓑衣，头上戴一顶斗笠。手忙脚乱地披挂一番后，全队人都跟着队长向秧田鱼贯而去。到了目的地，挽起裤管，摸着黑下田，天亮前要拔好够全天栽的秧。天一亮就要装秧上岸，每人一担。早饭后各自挑着自己的秧，一排一排地撂在耙平的田里。接着就是插秧了。
插秧不是重活，却是苦活。苦就苦在栽秧时头腰臂臀各个部位都要变形错位，让人不堪忍受。人是直立前行的动物，而春插期间却是每天从早到晚撅着屁股拖着百多斤的驱体向后退。腰弯得象拉满的弓，头埋得比臀部还低，而双腿要支拗着严重失衡的身体倒行。一天下来，腿酸、臀胀、腰疼、眼肿、头晕，白天吃饭不香，晚上睡觉不着。常是饭到嘴里不知味，空着肚子，铃声一响又出工；晚上躺在床上难入眠，刚想合眼三更到，只得咬紧牙关拖着沉重的身子又摸黑上路。在水塘头，春插期间，这样的日子要连续二十多天，每天都是度日如年地难熬。而两个月后，双抢一到，又要抢收早稻，又要抢栽二晚，天上烈日炎炎，地上高温炙烤，时间比春插要长得多，无论收或栽，比春插要苦得多，累得多。熬过这两个季节，就是老农也要脱几层皮掉一身肉的。我们跟着老工人，一天天，一季季。一年年也熬过来了！
第四章 艰苦岁月的青春之歌之二 让青春之歌在艰苦中唱响
水塘头原来只有一个回乡知青，山村显得单调、寂寞和沉闷。
一个村庄，一个单位，如果只能听到劳作发力的“吭唷”之声，给人的印象是辛勤；如果能听到鸡鸣犬吠，给人传递的是生机；如果能在辛勤的劳动和勃勃的生机中飞出一片悠扬的歌声，给人们传递的就是欢乐与兴旺。
我们新来的五人中有三人喜爱唱歌。志鸿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另一个姓龚的同学爱哼“马儿啊，你慢些走”，我最好抒情歌曲，歌瘾一发就伸长脖子张大嘴巴高歌一曲。我们三个只要有一人开口唱第一句，另外二人马上就会跟上嘴，接着其它人也会和唱起来。这样由独唱变成了三人小组唱，继而又成了大合唱。
歌声的功能是那样的奇妙。只要我们开口一唱，歌声一出，一切烦心事、疲劳活都变得淡淡的，轻轻的，取而代之的是兴奋与振作！我不知有多少次让歌声伴着劳累同行，也不知有多少次用歌声去驱散烦恼与苦闷。
歌声的魅力又是那样的强劲。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我们的歌声一起，周围的人马上就停止了闲话，遏制了嘈杂，渐渐地向我们靠近，静静地倾听……。特别是每天晚上记完工之后，许多老职工一改过去早早回家睡觉的习惯，围坐在我们身边，或听我们唱歌，或请我们教歌；有时我们还会向他们聊一聊政治时事，讲一讲古今故事。渐渐地在老工人心目中我们仿佛是见多识广、能文能武的能人。于是，他们对我们的称呼也起了变化，原先老工人一般都称我们“老钟”“老金”，后来，也不知是谁开的头，改口叫我们“钟老师”“金老师”。老工人种种不同以往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对歌声、对欢乐的渴求。从此，学歌、唱歌、听歌、聊天讲故事成了水塘头大部分职工每天晚上的必备节目。这样水塘头唱歌的人越来越多，连那个六七十岁的老牛倌陈毛苟也学会了《乡里妹子进城来》等好几首歌曲。
水塘头的歌声越传越远，自然也就传到了总场领导那里。
前不久，总场来了一位很会做工作的工会主席。此人从部队转业而来，山东人，姓郝，名守福，爱好文艺，能说一口风趣活泼、生动形象的山东快书。那年双抢一结束，他顺着歌声专程来到水塘头找我。在一番鼓励和表扬之后，他对我说，总场准备国庆节搞一次全场文艺汇演，要求我们准备好三至五个节目，最好是自编自演的。并要求我们尽量搞好一点，在全场带个好头。
这正是我的所好，早就盼着一显身手的机会。遵照郝主席的布置，我随即着手准备起来。先是找资料，选节目；接着编剧本；然后组织演员，分配角色，背台词，赶排练。那段时间白天劳动，晚上排练节目，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开心痛快。
那一次，我们一共上了五个节目。自编自演的有小话剧《忆苦思甜》、相声《冰棒与冰糖》，还有选自江西日报的小品《问路》、志鸿的独唱《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独唱《迎接红军上柯山》。五个节目全都受到好评。特别是小话剧《忆苦思甜》，不少老工人看了竟泪流满面。
这是我到南山以来，在全场职工和总场领导面前的首次亮相。水塘头分场的五个节目中，有四个由我主演，而且有两个是我编写的，自然引人注目。
首先注目于我的是团委的徐来发书记。徐书记是上海人，对文艺也情有独钟。演出还未结束，他就与工会郝主席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相约而来，接踵到后台找我，首先祝贺我们演出成功，然后就要求我们要经常性地坚持下去，带动全场把文艺活动搞起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从此，场里几乎每个主要节日都要搞文艺演出。这就给了我许多展示的机会。
文艺，总是对我那样的慷慨。他给我充实，给我快乐，给我知识，给我长进，给我人缘……！全场干部职工就是从第一次汇演开始认识了我，加上水塘头领导和群众有意无意的宣传，在全场许多工人的心目中，金成是个又能唱又能写又能演而且干活又吃苦耐劳的青年。尽管此时的我只是井底之蛙，但也许正是由于我身处井底，才得“井底无鱼蛙也贵”之利。对这种井中之“贵”，我仍是倍加珍惜。
一九六四年，樟树、萍乡又先后来了两批知识青年，水塘头也分到了男女共十多人。这就打破了水塘头原来青一色男生的格局，可以排练《三月三》这种男女同台、人物较多、情节较复杂的小戏了。此后的水塘头常常是歌舞升平，热闹喧腾，与往日的单调枯躁，寂寞沉闷相比，判若隔世。
有一天，总场党委书记项传根同志检查生产来到水塘头，他特意把我和志鸿找来，以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创作一首场歌？”
我们虽然对歌曲的创作不太懂，但乐意尝试，便欣然接受了任务。还是志鸿的文思敏捷，他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定名为《南山之歌》共三段，第一部分是：
九连山的脚下，
有一个可爱的农庄—南山垦殖场。
苎麻茁壮，（那时南山是国家定点的苎麻生产基地）
麦秀稻香，
山城，到处是春光。
啊——可爱的农庄，我们的家乡！
谱曲以后，唱起来也朗朗上口。这首歌在南山传唱了二、三年，为南山的许多青年所喜欢。我们唱着这首歌，其声出自肺腑，其情溢于言表。虽然我们到南山的时间还不很长，但对南山的情感已不同当初。是的，此时的我们早已植根于南山，情愿直面艰苦，用心声献上我们的青春之歌。
人一旦心甘情愿了，就会产生无限的主动和力量，乐于做一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为了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在分场党支部的支持下，我又牵头在一间简陋的土屋里办起了图书阅览室。图书是大家自愿捐赠的，设备全是自己动手做的，没花分场一分钱。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爱唱歌的唱歌，爱闲聊的闲聊，爱看书的看书……。
这点小事居然也引起了上级的关注。阅览室开办后不久，县总工会的李主席就带着全县各基层工会领导来水塘头参观。分场黄书记把我从田里叫回来，说县领导要我介绍情况。其实，我哪有什么情况可谈，没说几句就结束了。倒是李主席举着一个用竹片做的报夹子，他以此为题，讲了近一个小时，号召大家学习水塘头自己动手，不花钱也要办好事的精神。
如果说文艺伴随着我战胜了艰苦，我用自己的所能为改善和活跃南山的文化生活发挥了一点作用，这只是我倾情唱响的青春之歌的第一乐章的话，那么我续唱的第二乐章就应该是“雷锋颂”了。
我们是聆听雷锋事迹最早，阅读雷锋日记最先的一代。雷锋的事迹让多少人感动，雷锋精神让多少人震撼！为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多少青年踏着雷锋的足迹舍已为人，多少青年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无私奉献。雷锋精神把人们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空前的境界。
那时，我们的活动范围很小，只在水塘头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进进出出；我们的工余时间也很少，白天只有中午一点时间属于自己。我就利用这点时间，每天吃了午饭，悄悄地扛一担土箕，到山边地头捡狗屎拾牛粪，然后倒入厕所沤肥。而且不声不响——那时流行做好事不留名。
一个人只要有了某种追求和信仰，不但乐意做苦事脏事，更乐意给人解难济困。
记得一九六五年夏季一个大热天的中午，我从外面捡了一担牛粪倒进了厕所，准备放下土箕上工干活。刚走到村边的那棵大楮树下，看见老职工欧阳文选的妻子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在那里乘凉。我走近一看，只见小女孩紧闭双眼，耷拉着脑袋，我用手一摸，只觉得小女孩全身滚烫，气息微弱，病情十分危重。
我说：“哎呀，病得这么重，怎么不去看医生？”
文选妻摇着头，无可奈何地说：“哪来的钱呀？”
我心里沉沉的，当时大家都很清苦，这看病的钱的确是个问题。莫说文选一家五口，文选又是个弱劳动力。就是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单身汉即使每月出满勤，发工资时也是扣了饭钱无烟钱，留了烟钱无饭钱。
那一年，场里试行“四定三包一奖”制，定额生产，按件计酬。文选那个“瘦狗”身架，连走路都是有气无力、抬不起腿的样子，一天能抢到几个工分？所以他理所当然是我们分场最穷的人。夫妻俩常为生活吵吵闹闹。
那时，我一天也抢不到几个工分。所以经常连八分半一包的经济烟也买不起，常常捡地上的烟头，剥开烟丝，存放在床头的一个纸盒内，留作烟瘾来时解决问题。文选也抽烟，他常会来我的住处（多半是在家里站不住脚，为“避难”而来）。他只要一进我的房间，就习惯地伸手揭开我的烟盒，抓一把烟丝，撕一片废纸，滚一个喇叭筒，点着火，就象憋了几年烟瘾似地猛抽起来。现在女儿病成这样，他哪里有钱给女儿看病呢？
于是我小跑到分场财务室，向互助会借了十元钱，又小跑回来，把钱塞到文选妻的手中。可她怎么也不肯接，神情沮丧地说：“今后我怎么还啊？”
我一看小孩快不行了，不能再耽搁了，就一把夺过女孩，头也不回地向十多里外的医院火速而去。赶到医院，一个姓闻的老医师认真地检查了几分钟后，明显带有严厉责怪的口气说：“你是孩子的父亲吧？为什么不早点来？现在太晚了。”他一边说一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