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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虾贸裕笫磷幼鎏篮煤龋ㄗ�1），冬瓜不用肉熬是什么味？洋柿子汤里不用几个鸡蛋、不多放点素油，寡淡不？且不说鸡蛋得留着换洋针洋火（注2），换食盐、酱油、醋，每个月定量供应的油根本不够，哪能大炒大熬地活作着过呀！有人乱想点子，用蓖麻籽榨油炒菜，吃了后止不住地拉肚子，谁还敢再试？于是各类咸菜就成了群众家中的“常驻大使”了。要腌菜，就得有缸。因此大缸小缸坛坛罐罐在当地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一天之内收它个四五百口大缸是不会成问题的。
他招集全社职工，下了命令：全都去收购缸，大敞口的、金刚腿的都行，只要能盛三四百斤水的就管，每人最少收购五口缸，多者不限，一天内送到供销社院内来。
供销社在郯城是大红大紫的单位，职工们都是忠心耿耿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全国大跃进、拼命超英赶美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集体荣誉感特别强。副经理李汝德从局里扛回一面白旗，脖子还被插得流血不止，这绝不是他李汝德一人的事。是城关供销社全体职工的奇耻大辱。高经理既然说要去把红旗夺回来，还有不支持的吗？不就是去收购几口大缸么，许多老乡家里都有闲缸，又不是白要他的，供销社拿钱买肯定能卖。不比建炼钢炉那阵子大队里白白拉去砸碎了、磨成面做“土耐火砖”强多了？
高宗藩的命令下过不到一天，四百多口大缸都运到供销社的院子里来了。高宗藩一看，还真的都是些好缸。不破不裂，一敲当当响。不要问就知道，这都是群众在大队砸缸时偷偷藏起来的。雪里蕻、辣疙瘩、红萝卜、胡萝卜更好收购，在大缸还没到齐之前就收足了。于是又调集附近几个门市的职工，来个“大会战”，洗的洗、切的切、摘的摘、加水的加水、撒盐的撒盐，那些姑娘媳妇们手里干活，嘴里还不肯闲着，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唱着，供销社里热火朝天，大家一门心思要夺回红旗，出这口冤气！到掌灯前，所有的缸里都装得满满的了。
商业局局长凌云杰接过电话很担心。高宗藩要在一天之内搞起一个腌莱厂，是不是发高烧蒸得说胡话啦？他对高宗藩是比较了解的，知道这个同志一贯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可是怎么这次也想说大话了？可能是为供销社被插白旗的事闹情绪了吧？原想当时就给高宗藩去个电话，让他降降温的，后一想，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子呢，何况一个老先进单位，突然扛了白旗，能一下子就转过弯来？还是让他自己冷却一下再说吧。“所以第三天一早，他就给高宗藩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向高宗藩说：”你有气、有冤，我知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随波逐流，为了那点儿虚名去搞浮夸、去胡说八道。“
“凌局长，俺没浮夸，没胡说八道，俺高宗藩不会搞那一套的。”高宗藩大声说，“我以自己的人格和党籍做保证，俺这个腌菜厂是管你检查的，请你明天就带人来吧。”
“真的就好，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也不打算去。”凌云杰放下电话筒往靠背椅上一坐，长长地舒了口气：“高宗藩的确不凡，咱郯城商业系统能多有几个高宗藩这样的人，我老凌就省心多了！”在高宗藩的带领下，供销社的生意越做越活，财路越来越宽，前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正当高宗藩春风得意之时，一纸调令让他离开供销社。
注①：洋柿子：即西红柿。
注②：洋针、洋火：旧称缝针为洋针，称火柴为洋火。
第五节
一九六○年冬。
这一年冬天奇冷。西柏利亚的冷风肆虐着东半球，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冷到了冰点。赫鲁哓夫以老子党自居，想对中国发号施令，毛泽东横眉冷对素不买账。赫鲁晓夫说，你毛泽东不听我的话，不跟着我的指挥棒转，我赫鲁晓夫就不支持你、就卡你、就逼你还账；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畏强权霸道，炎黄子孙不屑嗟来之食！我毛泽东宁愿冻死、饿死，也不会丧失民族气节、国家主权。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桀骜不训，恼羞成怒。于是一变“老大哥”的面孔，反目为仇，咬牙切齿地对付中国。这也难怪，他连一贯尊之若父的斯大林都能在红场上将其遗体焚骨扬灰，这“中苏友好”、“社会主义阵营”之类的名头，在他的眼里还能算个啥？更何况连珠炮似的《九评苏共中央》的文章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由《人民日报》刊登，全国、全世界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电台、报刊转播转刊，弄得赫鲁晓夫及其整个领导集团如坐针毡。他们在舆论上失败了，就在经济上变本加厉地制裁中国。
赫鲁晓夫集团撕毁了与中苏友好合作的协议，撤走了支援中国建设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过，这些都难不倒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照样能完成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许多大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他们又逼中国还债，过去支援的科技资料、物资要折价偿还，连共同援助朝鲜战争中，苏方提供的武器装备和军需都要由中国来偿还。为了抗击美国的霸权主义，支援邻邦的正义斗争，中华民族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把殷殷热血和耿耿忠魂留在了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上了。赫鲁晓夫一伙隔岸观火，却要加倍地收回那点“军火费”，向有礼义之邦之称的中国认了。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站起来不久的共和国没有钱，就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副食品抵债。老毛子们很苛刻，猪肉肥了不要，瘦了不要，专要那不肥不瘦的五花肉；鸡蛋一定要新鲜的；检查苹果是用铁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大一点、小一点的都算是次品要退货。据说曾有一列车生猪肉发过去，他们硬说不合格，送货人员请示到国务院，我们铁骨铮铮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场销毁！虽然当时国内猪肉供应极为紧张，但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振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挺直了脊梁骨。而面临和平演变的苏联“老大哥”们，靠勒索中国的猪肉已供不应求，竟向中国政府提出，连头蹄下水也求之不得了。
就在这种环境下，高宗藩被调到郯城县食品公司任经理——那是一个千钧重担呀。
一个寒冷的早晨，高宗藩兴致勃勃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郯城食品公司的职工们翘首以待，要看看高宗藩能烧什么火。
高宗藩实际上没有烧什么三把火，只是做了几件实事。而这几件事的的确确让公司的职工们肃然起敬。
第一件事：带头扛盐包。
郯城县食品公司是个大单位，房子不少。但是由于长期管理不善，屋里的东西堆放得很乱。高宗藩认为，一个单位的企业形象很重要。这些屋里堆成这个样子，别说在里面工作，让人看了心里就不舒服。他决定动员大家把它整理一下。尤其是有好几间屋子里都稀稀拉拉地散放着盐包，白占了许多地方，集中归拢到一间屋里就整洁多了。几个副经理说：“这些盐包每包都有一二百斤重，找几个小工来一会儿就干完了，无非是花俩钱呗。”因为以前像这类活都是找临时工干的。
可是高宗藩不同意，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作为国营企业的干部，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群众中做好带头作用，千万不能大手大脚浪费国家的钱。”说着走到盐包前，伸手抓住一包，掂了掂又说：“我试着也就是百把二百斤重，咱能扛得动的就扛，能抱得动的就抱，实在扛不动、抱不动的两人抬一包总是可以的吧？来，咱说干就干，愚公连山都能移，咱还能让几包咸盐吓倒了？”
高宗藩说完把盐包往肩上一送，扛起就走。在场的人看一把手带头扛盐包，的确有点稀罕，当头的都是指挥别人惯了，那有自己干的，这个经理不凡。既然当头的都干起来了，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干！五尺汉子还能累掉蛋了？”谁这么说了一句。
一个小伙子扛了三包盐后在回头的路上遇到高宗藩就问：“高经理，你刚才说的那个要移山的愚公，他是哪个庄上的？”
“哈哈，哈哈，”高宗藩笑了。他为小伙子连愚公移山的故事都不知道而发笑，可笑了两声就笑不出来了，…个青年职工连毛主席著作中的这样一个名篇都没读过，可见以往这个单位的政治学习情况如何了。他胸有成竹地说：“咱明天开会时再细聊吧！”
就这样，高宗藩和大家说说讲讲，不知不觉地把三四百包盐都齐刷刷地码在了一间大屋里。一个上午的忙碌，几间屋子都打扫出来了，高宗潘认为，这次他们扛的不是几包盐、扫的几间屋，而是除去了大家头脑中的一些尘垢。
第二件事：赈灾骨头汤。
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高宗藩原来在供销社工作，当然不接触老百姓吃肉的问题。自打当了郯城县食品公司经理，在了这个位，全县人民吃肉和国家征购、猪肉出口等一系列问题的这个“政”，他少不得要谋一谋了。
一九五八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那阵共产风刮得人们晕头转向，连中国是个农业国的国情和粮食是宝中之宝这条古训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全国上下齐动员“以钢为纲”，忙于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许多地方的庄稼无人过问，成熟了的粮食无人收割，白白烂在地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风调雨顺的年成却落了个丰产不丰收。不料接下来就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农业普遍欠收，粮食极为紧张。此时克里姆林宫的老毛子们又视中国为政敌，恨之入骨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落井下石，加紧逼债。这天灾人祸两重浓雾汇作一团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
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尤其在严重缺油水的情况下，人的腹肠特别大。计划供应的那点粮油副食根本不够吃，六亿中国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饥荒”。
但是这一代中国人没有气馁，无艾无怨，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紧紧拥抱着祖国共度难关。
城里的人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便吃山芋、胡萝卜，青黄不接时甚至以树皮、草根充饥。许多人家在大锅里煮着山芋、胡萝卜，甚至山芋干、山芋梗、山芋叶、榆树叶等，而把计划粮里摊的那一点点精贵的白米用纱布包起来放在锅里一起煮，留给年迈的老人、残弱的病人和年幼的儿童。其他人只能吸点儿味儿。青壮年偶尔有吃上几口的机会，必是将去大田或河工上干那些只有整劳力才能干得了的重活。这其间，一家人还得推来让去，往往是进了老人和孩子的肚皮。给老人，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有敬老的美德；给孩子，是因为大家都在遵循一条古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们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困难定会过去，中华民族总有出头的一天。
农村的情况就更苦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计划供应物资。长年难见荤腥，甚至连素油都没有。许多地方的群众用蓖麻籽榨油炒菜，吃了滑肠子久泄不止；有的饿急了吞食“观音土”腹胀而亡。幸存的人虽是占大多数，可是浑身浮肿、精神萎靡是普遍现象。
高宗藩就是在国家这个极度困难时期调到郯城县食品公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