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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考证。1973年从柏克莱迁居洛杉矾专事写作和读书，离群索居，不见人，不接电话，不与外界来往，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她是个顽强的人，虽然如此“隐居”，写作并没有断，用她的话说，为了还自己的债，她必须写，因为从前自己曾给自己许下心愿。在她的阅读生活中，她喜欢沈从文和老舍的短篇，认为读过的那些都是很精彩的；她很敬重鲁迅，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而鲁迅之后，可惜这种传统便中断了。她也读过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威尔斯（H。G。Welles）的作品，尤其看了不少JamesJones的通俗小说。1994年，她在台湾出版了散文集《对照记》，因此台湾第十七届《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给了她，另外还荣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1994年最佳书奖。为了这个奖，张爱玲终于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寄了一篇得奖感言《忆西风》，12月3日该报发表了她的这篇文章。这是时报“人间”副刊十年后第二次发表她的作品。这一篇小文令台湾文坛欣喜若狂。虽然我刚接到她拒收的信，但读到她的文章也使我十分激动。1995年5月台湾举办“张爱玲文学研讨会”，同时举办“张爱玲影展”，这标志着海内外读者和研究家、文学史家们对于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一致认同。
五
她不喜欢父亲，也说不上对母亲有多少深挚的爱，但除了天赋，父母毕竟为她走上文坛搭起了最初的阶梯。父亲，这位熟悉中国古典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封建遗少，对她在中文学习上有过严厉的催促；而母亲，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她虽然多年不在张爱玲身边，但就是她从张爱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艺术、会话、音乐、文学给以深深的熏陶。还有曾和她母亲一同出国留学的姑姑，对她的人生教育及语言的“学习”和操练上，都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作家，一是需要生活、生活的深厚积累和对于人生的认识，二是需要感情和同情心，三是需要知识——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各种知识。张爱玲具有士大夫阶级和下层人各种生活的感性知识，既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天津和上海和香港的丰富生活，东西方文化的底蕴，加之天赋，终使她在二十几岁惊动上海文坛。
她的一生，是在稿纸格子里跋涉的，有歇息，而没有停顿，有高潮低谷，而没有结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她的作品出版，计有小说集《传奇》（1944年，上海杂志社）、《传奇》（增订本；1947年，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85年，上海书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爱玲短篇小说集》（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张爱玲小说集》（196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金锁记》（1983年，香港女神出版社）、《张爱玲研究卷》（唐文标编；1983年，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多少恨》（1987年，花城出版社）、《回顾展1——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回顾展2——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散文集《流言》（1945年，上海中科公司；196B年，皇冠出版社，香港得益出版社）、《余韵》（1987年，皇冠出版社）、《都市的人生》（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对照记》（1994年，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长篇小说《十八春》（1951年，上海《亦报》出版社；198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秧歌》（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68年，皇冠出版社）、《赤地之恋》（1954年，香港天风出版社；1956年英文版；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怨女》（1968年，皇冠出版社）、《半生缘》（1968年，皇冠出版社；1987年，花城出版社），中篇小说《小艾》（1952年上海《亦报》连载；198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散文小说集《张看》（1976年，皇冠出版社）、《红楼梦未完》，散文小说电影集《惘然记》（1983年，皇冠出版社）、《续集》（1988年，皇冠出版社），电影文学剧本《太太万岁》（写于1947年，1989年5月25日至30日连载于台湾《联合报》），红学论著《红楼梦魇》（197年，皇冠出版社），译著《国语〈海上花〉》）（1981年，皇冠出版社）、《老人与海》（1955年，香港中一出版社）、《无头骑士》（1955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爱默森选集》（选译；1955年，香港天风出版社）、《美国诗选》（合译；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爱默森文选》（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欧文小说选》（合译；1963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合译；1967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睡谷故事李伯大梦》（合译；同上）、《美国散文选》（合译；1968年，台湾友联出版社）、《鹿苑长春》（1969年，今日世界出版社）及《张爱玲全集》（1991年，台湾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张爱玲散文全编》（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四卷；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另外，她还用英文写过一部小说，没有出版，准备译成中文；用中文写的描写军阀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尚未面世。
六
张爱玲不是多产作家。她那些不同名的《传奇》和各种小说集，大体上都是那若干短篇小说的不同重新组合。不过一位作家的成就与其作品的多寡并不划等号，其绝对价值是要看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张爱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无疑是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用夏志清教授的话说，就小说创作之成就而言，她是鲁迅之后的第一人。夏教授的评价也许高了些，但说她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是适当的。
张爱玲的主要创作形式是小说，小说中的主要成就表现为短篇小说。《金锁记》是她的代表作。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牺牲品。她父亲是小麻油店铺的老板，出于势力目的，牺牲女儿，把她嫁给一个有钱有势门第高贵的官宦之家，但丈夫是个害了骨痨的病人。七巧正视这个不幸命运的安排。她唯一的希望是，丈夫死后，得到财产。虽然他们有两个小孩，但抽大烟的丈夫只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性生活上不能使她得到满足，这时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刚刚结婚的小叔子姜季泽。虽然平时他总爱沾花惹草，但面对伸手摸他的腿的嫂子七巧，却不越雷池一步。十年后，七巧死了丈夫和婆婆，她分到了家产，自立了门户。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多的时候，便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了。起初她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多少年了，她和他近不得身，原来也有今天。“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然而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曹七巧这一转念，立刻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他一身。事实上七巧早把自己套在金锁里，爱与不爱一个样。但也许是一种回忆的甜蜜，或是深层的虚荣，她的心还是颤动了。“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被她骂跑了。她提着裙子慌慌张张跑上楼，“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是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生活把七巧“修炼”成一个变态的女人。当她在爱情方面失去一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报复对象。她望着长白，“……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她一生没有幸福，也嫉妒别人的幸福，甚至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能有幸福。儿子长白是个大少爷，但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妻妾，由于自己的性欲不能得到满足，就嫉妒儿子，刻薄地挖苦他，使他不能与妻妾同床，而深更半夜只能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残酷折磨下，长白的妻妾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她对女儿长安也一样，使女儿不能正常地去读书，只能为母亲牺牲，并认为这种牺牲是一种美丽，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个自卫的武器。她不愿意长安离开自己，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使长安也抽上了鸦片，直到三十还没有结婚。长安终于有了男友，订了婚，为了自己的未婚夫还戒了烟瘾。可是过不了母亲这一关。七巧恶骂女儿不要脸，最后只能与男友解除婚约。她可以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女儿的幸福而没有丝毫的愧疚，这七巧的小小“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描写，显示出小说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悲剧力量。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半梦半醒中，闪过她一生里的许多回忆，人生原来是个酸辣苦甜咸的五味瓶。“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也许她在忏悔中睡去，或者还在忏悔之中。
1944年，傅雷以笔名雨迅在《万象》杂志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有着很高的评价，说小说的结构，节奏，色彩，有着最幸运的成就，作者利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完成了作品中成功的心理解剖。“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又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称她触及了血淋淋的现实。夏志清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