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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她与友人王辛迪、曹辛之等共同发起创编《中国新诗》月刊，为了避免向反动当局登记，一直用的是丛刊名义，实际上每月出版。与此同时，还编了一套“森林诗丛”，已出版数册。同年底，《诗刊》、《诗丛》、《星群》和森林出版社，何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毁和查封。
在文学翻译方面，除了翻译奥地利诗人黑尔克、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及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外，还于1947年翻译了《安徒生童话集》（六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和苏联普里希文的中篇童话《太阳的宝库》（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48年翻译出版了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这一时期，她以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出现在四十年代的诗坛上。她关于新诗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她主张涛要写得含蓄些，多一些联想；诗应当以鲜活的，形象化的语言去感染读者，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空洞的叫嚷去向读者说教。
《交响集》共收她的短诗57首，为1946年2月至1947年11月的作品，全部作品反映了新旧时代在诗人内心中的搏斗和交响。从《播种》、《斗士·英雄——悼闻一多先生》、《渡河者》、《过程》、《从灰尘中望出去》、《无泪篇》等诗中，我们不时地感到更加悲壮的气氛，以及新的生命力在诗人心中不断地跳跃和升腾。
诗人虽然在生活上经历过不少挫折，但她没有消沉，更没有颓废，而是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努力向上、向前，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她自己所说：
无论在怎样的悲剧中，总还有一条通到希望的路。有希望，才有快乐，才有力量。
我们无时不在希望着像一个蝉虫一样，完全从旧的皮囊中蜕化。
她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仍然勉励自己。1946年，作家到了陌生的上海以后，面临着露宿街头的困境。后经朋友帮助，总算在一家电影院顶楼上找到了临时住处。为此，她写了散文《迁居》。
鸟儿有了窠了，流浪人有了家了。
“窠'和”家“，多么没有出息的名词，多么不上进的意识！翅 膀不够硬的鸟儿，才需要窠，脚步不够坚定的人才要求家。
一方面在旧的坟墓里挣扎。一方面在新的土地上茁长。
诗人真诚地向读者袒露了她的心胸，但声音是委婉、曲析的。读者“煞费思索地跟着她奔驰，有时还使人不能不扫兴地半途而废。”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在四十年代引起争论的原因吧！她在《谈我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写道：“我的诗里面，抒情成分多，纤细，不够有力；但说我的诗完全脱离现实，却不尽然义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是清醒和冷静的。
从阔别文坛到重新唱歌
1948年秋，她与蒋天佐一起离开上海，奔赴北方解放区，等辗转到达香港时，航路已经不通，便在九龙的荔枝角村暂住几个月。其间，曾到达德学院参加文艺座谈，到浅水湾凭吊萧红墓。1949年3月来北京，不久，她进入河北老区正定县华北大学分校，同年底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1956年调《译文》杂志（后改为《世界文学》）任组长。1965年又调至《人民文学》编辑部。
建国以来，由于工作繁忙，文学创作基本中断。直到1978年近30年中，她只发表过两首诗。但工作之余，她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950年至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较多，被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译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印数达百余万册，该书是作家根据法译本转译的，参照了俄译本及英译本，并由冯至根据德文译本作过校订，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书。1956年该社又出版了她译的苏联波列伏依的短篇集《一把沃土》，1958年出版了她和邹荻帆合译的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选。此外，她还译过一些零星的诗文，散见于《世界文学》及其他报刊。
岁月催人老，当她又重新握起那支生锈的笔，放声歌唱时，转眼已是1978年春天了。多年来，她独自带着孩子，并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了。但春天和未来在向她招手，她的心又活了起来。那几年，她写了百余首诗，编选了《陈敬容选集》、《九叶集》（九诗人合集）、《远帆集》和《老去的是时间》等诗集或诗与散文合集。
她近年来写作的诗，其基调，依然是不知疲倦地对光明和真善美的歌唱，对春天——未来的呼唤。她说：
诗人的颂歌永远只能唱给真善美，或代表真善美的人和事； 诗人的指责永远只能针对假恶丑，或代表假恶丑的人和事。
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诗人不仅保留了四十年代的创作风格，而且更加淳厚、浓郁。发表在香港《八方》杂志上的抒情诗《致白丁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
白丁香我独爱你明净的
莹白，有如闪电的思维；
别问今后还会有多少
风雨雷电，和无情的秋冬
带着凋零在后面紧追——
到来年啊，依旧有东风
还给你绿叶，还给你飞燕；
凡是时间从你夺取的，
另一个春天全都要为你召回。
陈敬容善于在绚丽、透明的自然情景中，抒写自己的感情和智慧，从外景触发内感，凝练而有力，火爆式的快速反应。
有了文艺的春天，有了“双百”方针的复苏，才有陈敬容的再生。她在《陈敬容选集》序言中写道：“双百方针在我心中首先唤醒的是诗的精灵。”
“老去的是时间”，诗人的心是永远不会衰老的。陈敬容生前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负责《诗刊》的外国诗歌介绍工作，同时担任鲁迅文学院诗歌创作辅导教师，帮助和指导了许多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工作者。陈敬容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韦君宜
孙瑞珍
韦君宜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在文艺百花园中，她又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一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能工巧匠”。在文学创作上，她却是大器晚成，到了迟暮之年才展示才华，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八十年代以来，她老当益壮，像一只忙碌的蜜蜂，酿造着沁人肺腑的醇蜜。
韦君宜从1935年开始写作迄今，断断续续已近六十个春秋了。呈现给读者的结集作品有，谈青年思想的论文、散文集《前进的脚迹》，反映农村新气象的散文特写集《故乡与亲人》（与人合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小说集《女人集》，散文集《抒怀集》、《似水年华》、《故国情》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长篇小说《母与子》，中短篇小说集《旧梦难温》等。
她的创作历史，在我国现代文坛上不算短，在过去年代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更是不多见的。几十年来，她为铸造美好的灵魂，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花费大半生的心血，也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鲜艳夺目的花朵。
吮吸知识的乳汁长大
韦君宜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清末去日本留学，民国初年回国。他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回国以后，从铁路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韦君宜是长女，家里对她虽然娇宠，但不过分溺爱。父亲自认为和别的旧式封建家长有不同之处——主张男女平等，对儿女的功课要求得非常严格，让女儿和儿子读同样多的书。所以韦君宜除了到学校上课之外，父亲还亲自教她诵古文，读日语；还要她课余攻读英语、数学。由于父亲“望女成龙”心切，常常在学习上给她加码，压得女儿喘不过气来。但是，女儿不是父亲想象中的一块全面发展的材料。她的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日语也学不进去，到考试时几乎全忘光了，英语也只勉强及格。但她的形象思维却显得特别发达，在父亲严格要求的缝隙间，她把家里存放的一切旧书，包括诗集、历史通俗演义、政论、弹词、小说……统统不分好歹地吞了下去。十二岁以前她看完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虽然只知道十二钗作诗游园很好玩，别的什么都不懂，也总算是浏览一遍了。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的穿戴总是严格限制。寒去暑来，一年四季的衣服，从选料、样式到缝制，全由母亲代办。从女儿懂得穿着打扮起，直到读大学，母亲从未允许女儿自己到绸缎店去扯过一件衣服料。父母亲常常以“我的女儿不讲究打扮”作为向朋友的一种夸耀。这就养成了韦君宜多年来不修边幅，不讲穿戴的习惯，直至今日。
父母亲对于韦君宜买书却是很放纵的，他们任由还没有选择能力的女儿到书店挑选。《小朋友》、《儿童世界》、《白话文选》等文艺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她随心所欲地买，回到家又贪婪地读。就这样，幼年时代的韦君宜像蛇吞大象似的看了许多完全不适合她年龄特点的书，开始知道了胡适、梁启超、鲁迅……在书本上广泛地接触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思索。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在韦君宜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她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中学时代，韦君宜是在著名的南开中学度过的。这是她生命旅途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这里不仅给了她人生的启示，而且赋与她创作的智慧。至今，韦君宜谈起自己的母校，仍十分留恋，并带有感激之情。学校对学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一科不及格就要补考，两科不及格要留级。但同时，又让学生在课余办刊物，轮流当编辑。这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还经常举行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对优胜者发奖品。韦君宜的兴趣、爱好很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一颗等待萌发的种子找到了适合她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她在文学方面孕育的才能得以发挥和显露。韦君宜在历次国文会考和课外阅读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在初中一年级时曾得过一块银牌和一本《世说新语》。
南开中学的教师是聘请当时最为优秀的学人。韦君宜在高中一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进步教师，叫田聪，他曾和几位青年朋友办过同人刊物，自己也能写作。他教同学们有选择地读新作品。韦君宜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阅读了《北斗》、《文学月报》等；接触了进步的俄罗斯文学，读了《新俄学生日记》、《铁流》、《毁灭》等。这些作品，在那黑沉沉的长夜里，好像天空中倏然闪过的一道亮光，使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又好像一股小小的清泉，在她那干涸的心田上流淌。她感到振奋，感到世界有了生机。
一次，韦君宜交了作文卷以后，老师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并鼓励她说：“何不学习写小说？”还告诉她学文学要打基础，要多读一些世界名著。韦君宜按着老师的指教，老老实实地读了屠格涅夫、契诃夫和当时时髦的辛克莱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她后来的文学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国文教师换了孟志孙先生。他学识渊博，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