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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雷因在6月4日接到指示，要他对此激愤的发泄予以委婉的回答。他应该告诉墨索里尼，英国政府仍旧把英意协定看成是它与意大利的关系的基石，并渴望发展“一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坚固而持久的谅解”。他还应提醒墨索里尼，英国是有意识地不去提出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是否已经影响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问题；他应该说明，英国政策的目的是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也许是必要的任何变更，并且表示对于墨索里尼在都灵的演说中所说的他同英国一样希望和平感到满意。墨索里尼拒绝再次接见洛雷因，大使于是在6月9日把这些意思转达给齐亚诺，后者表示他怀疑这会不会使墨索里尼满意。虽然不再听到要废除英意协定的威胁，报纸对英国的攻击却仍在继续。当洛雷因7月4日提请齐亚诺注意，这种报纸上的宣传运动很难说是与英意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这个事实时，齐亚诺又提到了英土宣言这个问题，并且说这和英国的保证都被墨索里尼看作是“潜在的反意大利措施”。
英意关系的这种恶化引起了伦敦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因为6月底来自但泽的消息使人担心一个危机又即将到来。7月初，张伯伦决定试一下另一封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的效果，在信中把英国政府对但泽问题的观点摆出来。在7月6日发往驻罗马大使馆转送墨索里尼的一件备忘录中，张伯伦提到了但泽正在进行的“不祥的准备”和关于但泽当局打算宣布他们决定加入德国和在宣布的同时显示以德国为后盾的武力的消息报道。“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无疑将立即导致一场欧洲大战”，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张伯伦然后驳斥了，为了使德国人不再受压迫必须把但泽归还德国这个论点，并指出，现政权必须既考虑但泽的德国人有赖于波兰贸易的兴旺，又考虑到波兰需要自由的出海通路。照会然后继续写道：
反对转让但泽首先是由于这样的看法，即转让将是用暴力或威胁用暴力来强加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的。其次，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即波兰人相信德国政府之所以希望实现这种转让，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它作为一件对准波兰心脏的武器。除了他们害怕他们的经济生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之外，波兰人还深信，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先例，如果但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它将被转变为一个军事基地，并被利用来达到最终瓦解他们的国家和摧毁它的独立的目的。
如果他们所想的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肯定德国不可能不经过一场战争就据有但泽，这场战争将把意大利、英国和今天相互之间并没有争吵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卷进去。
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意图，并且愿意证明以上所述猜疑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当气氛冷静下来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政府举行讨论和寻找一个和平解决分歧的办法应该是可能的。
张伯伦没有直接呼吁墨索里尼出面进行干预，洛雷因得到的指示是：如果墨索里尼问起希望他做些什么时就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判断人，能够判断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些事可做的话，来阻止那种可能会把我们全都拖入一个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避免的局面的行动”。
7月7日在一次对意大利公众“绝对保密”但显然没有瞒着希特勒的会见中，洛雷因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墨索里尼。洛雷因报告说，墨索里尼“显然对这种给予个人的重视感到高兴”，比起5月27日的那次会见气氛也“远没有那样阴郁”；但对于张伯伦信件的内容，墨索里尼明白表示，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但泽问题的。他认为，张伯伦过多地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相提到的反对转让但泽的理由是波兰人的理由，对后果的忧虑也是波兰人的忧虑。”他本人的看法是，波兰必须“接受把一个公认的但泽现实局面改变为一个法律的局面。……如果那样，他相信德国会宽宏大量，波兰的利益也将得到恰当的保障。”他准备答应利用意大利的影响来促进和平地解决争端，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并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
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采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准备好去追随希特勒走那条他似乎已选定的道路，这就使得对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
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12日又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齐亚诺事实上是带着墨索里尼的这样一些指示去见他们的：他应当“坦率地通知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一场大战对每一个人都将是灾难”。说这就是墨索里尼的态度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伦敦的外交部。齐亚诺没有能完成他的缓和局势的使命；他怀着一种对于希特勒态度的僵硬和没有能约束他不去夺取但泽和向华沙进军感到惊恐的心情回到了罗马。最近对洛雷因采取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对待方式的齐亚诺，8月17日告诉他说，但泽问题“需要一个马上的和决定性的解决办法”，和“局势已非常严重”；他答应随时同洛雷因保持接触，如果他在任何时刻觉得英意磋商将有助于保持和平，他就会去请洛雷因过来。几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经把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转给了外交部，意大利大使那时正要到罗马去。这个问题就是，张伯伦是否愿意“与墨索里尼先生协同一致有所行动，如果后者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在8月18日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洛雷因时，外交部指示他等待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接近，但应“转达这样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视英意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的话”。不过，在其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哈利法克斯决定不要把主动权让给意大利人。8月19日在考虑由张伯伦写给希特勒一封私人信。哈利法克斯则认为，“为了鼓励墨索里尼不要放弃他的约束（德国）的努力”，应该同时在罗马也作出“某种努力”。因此，他给洛雷因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立即转交墨索里尼。电报再一次强调，德国如企图把一项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波兰，结果必将导致一场英意两国处于互相敌对方面的战争。一项“通过德国和波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谈判而达成的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显然是难以办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应该有时间来改善气氛”。英国政府怀疑，召开一次会议是否是处理这种局势的最好办法，但是如果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波兰就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换句话说，不能有第二个“慕尼黑”）。这一电报因此并不包含任何具体行动的建议，它只不过是为了使墨索里尼了解英国政府的观点，如果他认为“坦率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话。
这一电报是在8月20日午后不久交给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以便转交墨索里尼的。8月19日和20日，反对意大利参加德国侵略战争的势力，明显地愈来愈强烈了。墨索里尼对这种局势的反应，有如他对洛雷因的文件的答复所表明的，是必须叫波兰人让步。他建议英国政府“给予波兰政府以不要鲁莽从事的忠告，特别是应强烈要求他们立即与德国政府重新建立直接的接触”。不过，直到8月22日才把这个回答通知洛雷因。在那一天，齐亚诺（20日他不在罗马）告诉洛雷因说，这就是墨索里尼建议的路线，但是他又补充说，墨索里尼打算等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后就马上同他接触（齐亚诺事实上在里宾特洛甫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已给他打过电话，并建议同他举行另一次会晤）。他向洛雷因保证，意大利“确实需要和平”。意大利在最后时刻作出的试图避免战争的下一行动，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叙述。
第九章 英国对德政策的双重路线
哈利法克斯1939年6月29日在查塔姆大厦发表演说时回顾了英国的外交政策，他谈到那个政策所依据的“双重基础”。其一，他说，“是决心抵抗暴力。其次是我们认识到全世界都希望从事建设性的缔造和平的工作。”
在战争爆发前五个半月中几乎每天在“核心内年阁”进行的外交政策讨论中与哈利法克斯有密切联系的他的一位同事，后来写道：“和平与重整军备的双重政策不仅需要非常熟练的运用，而且还需要非常微妙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常常是很难调和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调和的。”
下面关于英国政府在这关键时期同德国打交道的记录表明，它在克服双重路线政策中所固有的困难方面，事实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国内加紧重整军备，在国外试图建立一个“和平阵线”，与此同时他们又按照“绥靖”这个常常被误解的词的真正意义而加以鼓吹。根据英国政府的行动来看，也就无怪乎它的发言人虽然反复宣传它不是在想“包围”德国，却不能使德国人相信，也不能阻止纳粹的头子们不去利用“包围”来作为鼓动德国人民的一个口号。结果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在它的“和平阵线”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包围德国，从而阻止它的统治者们去进行侵略。英国政府告诉纳粹分子们，如果德国选择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提出它的要求，它就有希望获得实在的利益，企图以此来引诱他们放弃侵略的道路，但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前面的一章中曾提到，当德国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在3月15日传到伦敦时英国政府首脑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似乎表明，这一事变的含义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清楚，但是这种印象被张伯伦17日在伯明翰所作的强有力的演说纠正了。
3月23日，张伯伦在下院又一次明白表示，德国的再一次挑战将受到抵制，但是同时他在演说中也包括了一些话语，想表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