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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来挑起一场危机，意大利就没有能借以逃避责任的条款可以引用；而害怕被谴责为使他的国家第二次背叛盟国，也将是墨索里尼很难违抗的一种推动力。
墨索里尼在缔结钢铁公约上之所以要采取主动，其动机据洛雷因5月23日的估计是这样的：
大致说来，他获得了希特勒同他磋商的权利，而这一同盟就是他付出的代价。有过四次，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装做同他的轴心伙伴进行过真实的磋商就径自行动了，而墨索里尼则是要么不得不接受，要么听之任之。墨索里尼不可能拆散这个轴心，因为它缺乏明确的规定。如果德国不遵守盟约，墨索里尼才有可能拆散这个同盟。
洛雷因在他的信件结束前，还记下了一些“更加凶险的因素”：
例如，意大利领袖的信念是，单单意德结合这一点，就能给意大利带来利益；加伊达（在5月22日的《意大利日报》上）特别强调下次战争的穷国反对富国的掠夺性质；意大利逐渐沦为德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附庸，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这三点，在以后的四年历史中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都被证实了。
据说，在签署钢铁公约后，当里宾特洛甫宣称现在再也没有任何诡辩能够破坏意德的团结时，“一丝淡淡的胜利的微笑”掠过了他的脸上。从一开始起，来自德方的消息和评论就特别强调，为了实现这种团结而正在采取的各种步骤，而谣言不久也提到了两国海军和陆军统帅部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第一批访意的官员是德国空军的米尔希将军和纳粹劳动服役组织的康斯坦丁·希尔。5月底，一个意大利海军代表团访问了基尔；7月，人们在谈论巴多里奥的访问德国；这时都灵的菲亚特工厂，为了按照德国的设计大量生产飞机引擎，也已经进行了改组。然而，意大利战备物资的需要，并未得到充分满足，特别是在高射炮方面。
在经济领域中，德国和意大利官方的经济关系委员会在5月15…26日的联席会议上，就意大利同德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进行贸易和在以后几个月内制订一份详细的长期计划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据报道，德国人曾建议，两国的工业应按各自最适宜生产的部门实行专业化。交换技术情报的机构在柏林和罗马设立起来了，各生产行业的专家们在两国间来往络绎不绝。的确，有这么多的德国人，特别是纳粹的秘密警察和航空技术人员，已经来到意大利，以致人民开始抱怨说，“我们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生活倒还更好一些”。在一封给阿托利科的信（写于7月29日和8月1日之间，未注明具体日期）中，墨索里尼本人也反对这种向补充性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倾向。
当轴心国家的经济合作正以这种迅速的步伐进行，并且在德国想建立一个德意志经济帝国和意大利想要本国自给自足这两者之间正产生着冲突之时，墨索里尼在5月30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重申了他对轴心政策的观点，这一备忘录是由新任命的德意联合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卡瓦莱罗将军带往柏林的。在扼要重述墨索里尼希望把那一场富豪统治的国家同人口众多而又贫穷的国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大战至少推迟到1943年的种种理由之后，“卡瓦莱罗备忘录”列举了对抗“伦敦…巴黎…莫斯科三角”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行动的计划。墨索里尼建议，在最近的将来，轴心国家除达成最大可能程度的经济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以外，还应当以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破坏活动来进行反击。应当鼓励反犹大主义、和平主义、区域自治运动（例如，在阿尔萨斯、布列塔尼、科西嘉和爱尔兰）、总的社会和道德的崩溃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叛。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西方联在一起，对轴心国家倒是有利的。当战争终于爆发时，墨索里尼期望，意大利能提供较多的人力、较少的物资；德国则是较多的物资、较少的人力。他建议从埃塞俄比亚出发以进攻英法两国的非洲领土，并预见到在莱茵河畔、阿尔卑斯山区和利比亚境内会出现胶着状态的战局。因而，西线的战争将主要是空中和海上的战争，在东面和东南方面，相反地墨索里尼建议打一场运动战以击败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消耗战略。波兰和其他受到保证的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在别国，甚至俄国，能够出来援助它们以前，就可以被完全击溃。西方民主国家在准备打一场消耗战。德国和意大利必须用立即控制住整个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的办法来对付敌人的这种战略。它们决不能满足于那些国家的宣布中立。它们必须占领这些领土并利用它们。这样它们就能既保护它们的后方，又得到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可以看作是轴心国的走卒。墨索里尼建议，经希特勒批准后把这些考虑作为德意两国总参谋部拟订计划时的依据。
卡瓦莱罗于5月31日自罗马启程去柏林就任钢铁公约所规定设置的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留在柏林一直到6月10日。他于6月3日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在三天后告诉阿托利科说，希特勒原则上同意墨索里尼的意见，但希望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因此他建议，这两位独裁者应该在夏末以前在勃伦纳山口会晤。据里宾特洛甫说，希特勒已经提议过他应该去佛罗伦萨作一次私人访问，但是，那样的话，十月份将是最早的适宜时间。没有说什么更加明确的话，但是墨索里尼看来似乎已相信，在他和德国人之间，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了一项对于遵循卡瓦莱罗备忘录中所表明的政策的共同谅解，特别是关于至少在三年内避免战争的谅解。
日子一天天很快地过去了，但是墨索里尼或齐亚诺对于在勃伦纳山口会晤的建议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威廉街德国外交部的反纳粹官员们日益急切希望这一会晤能够实现，如果可能的话就在7月举行，他们希望届时墨索里尼会反对希特勒的计划，从而推迟战争，直到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得使轴心国家再也不敢攻击它们为止。通过阿托利科，德国一再（例如，在6月15日）提醒意大利政府；但是齐亚诺。他的注意力6月间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各国方面，只是责怪阿托利科惯于危言耸听。然而，6月底但泽的局势又告紧张之后，他指示阿托刊科立即往见里宾特洛甫，表明“我们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即使是最严重的情况下，自然决不会退缩，但我们希望能及时了解事情的真相，以便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不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道义上的”。但是他的焦虑不安似乎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同时，墨索里尼象过去一样，准备向希特勒提出不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忠告，拟订了一项举行但泽公民投票的方案。7月4日，当洛雷因递给他一封张伯伦打来的关于德国对但泽提出要求以及因而危及世界和平的私人电报时，墨索里尼决心要推倒张伯伦的论据，他狠狠地宣称，如果英国意味着要为波兰而战争，则意大利也将为德国而战。
按照齐亚诺7且2日的指示，阿托利科于6日在里宾特洛甫欢迎访问德国的保加利亚总理乔塞瓦诺夫的宴会上设法同里宾特洛甫作了一次谈话。根据阿托利科的生动报告所作描述，这次谈话是特别有意义的。据阿托利科说，里宾特洛甫一开始就讥笑关于德国将在但泽搞暴动的谣传是“纯粹捏造”。但是，如果波兰胆敢进攻但泽，德国就要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解决但泽问题——在华沙解决！如果法国干预但泽问题，并且因此而促使一场全面战争爆发，那就随它便吧；德国正求之不得。法国将被“歼灭”！英国，如果它敢妄动，就要给大英帝国带来毁灭。俄国？将要有一项俄德条约，俄国是不会进军的。美国？德国元首的一次演说就足以击败罗斯福；美国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动的。害怕日本（不管有没有同盟条约，它将站在轴心国一边），将使得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阿托利科报告说）我惊讶地倾听着里宾特洛甫按德国的如意算盘描绘的这一战争图景，他的想象力现在已经把它深深印入他的头脑中，再也磨灭不掉了。……最后，根据我的领会，我注意到，领袖和元首两人完全同意，意大利和德国是正在为一场不是马上就会打起来的战争进行准备。
阿托利科然后两次询问里宾特洛甫，德国方面难道没有意思要“挑动”波兰动手吗。里宾特洛甫明确地宣称，元首“无意挑起一场会酿成全面战争的冲突”。并且说，无论如何，如果德波关系变得更坏，意大利将随时获得通知。
（阿托利科评论说）要里宾特洛甫作出明确的结论是困难的。事实是，他除了自己的看法外什么也看不见——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看法，他只看到一种完全有把握的德国在每一领域和对一切外来者的胜利。他今天的深信不疑，就好象六个星期或六年以后那样的充分。对于其他一切事物他是两眼模糊完全看不清楚的，只好依赖元首的智慧和天才了——不过我想，他实际上是对的。如果我自己对元首缺乏信心，我将会不仅仅是心神不安，而是简直要惊恐万分了。……总而言之，我想，就目前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如果我没有这种信念，我将要求去亲自会见元首。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同希特勒交换一下意见是唯一有点用处的事情，但那是专门属于我们的领袖的禁区啊。
里宾特洛甫建议以8月4日作为勃伦纳山口会晤的日期。齐亚诺（他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会晤并不感兴趣）于7月9日答复说，除非迫切需要立即举行这次会晤，他宁愿把它推迟到9月份，并选择意大利北部的某个城市作为会晤地点以代替勃伦纳山口。7月11日，阿托利科给罗马发去一封紧急请求信，要求接受德国的建议，立即举行两位独裁者的会晤而不再拖延。他的信念是，希特勒在采取不能挽回的行动以前，希望会见墨索里尼，而且德国人之所以建议以8月4日作为会晤的日期，是因为在波兰公路变得泥泞难行以前，这是让德国人还来得及在波兰境内打一个战役的最后日期了。“因为元首希望（他也确实希望）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因此就期望他也能避免可能会酿成一场全面战争的每一件事情，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如果错过了磋商的机会，希特勒很可能会径自作出一个不可改变的决定，到那时再要使意大利的外交能够劝阻他就为时太晚了。这封写给内阁秘书长安富索的信，由他呈交给墨索里尼，因为齐亚诺不在。7月13日，里宾特洛甫从萨尔茨堡打电话给柏林，询问有否收到罗马的答复。7月15日阿托利科终于能够去告诉希特勒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于8月4日在勃伦纳山口同元首会晤。
齐亚诺返回罗马时，已不能改变墨索里尼的决定了，但是他仍然并不认为，危机已迫在眉睫。他多少有点被阿托利科7月11日的信件打扰得心绪不宁，信中预测德国对波兰的行动不会迟于8月10…15日；来自意大利驻布拉格领事的德国部队调动的最初消息也使他感到不安。但是他以下述的做法表示了他对阿托利科的不满：他把递交德国政府的意大利建议，不直接送给阿托利科本人，而是交给齐亚诺的连襟、驻柏林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