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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为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人，占法国服兵役年龄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二，德国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万五千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五，英国损失了七十四万四千人，占百分之八点八。
但是即便是这些数字也还不能充分说明战争对法国人口的影响。在四年战争中，法国平民生活受到的破坏远远超过它的邻国，法国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因此从1911年到1921年的十年中，法国平民和军人的死亡总数超过同一时期的出生人数竟达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人。1915…1919年期间的出生率下降在二十年后表现为育龄妇女的减少；因此，在1921…1930年这十年中（在这十年中的一段时间，法国的出生率高于英国）出生人数虽然比死亡人数多七十一万四千人，但在1931…1940年这十年中的死亡人数却又超过出生人数十二万五千人。正当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政策需要法国采取一项果敢而在作战中可能要损失大量生命的政策时，法国出生人数却从1932年的七十二万二千人减少到1938年的六十一万二千人，其后由于采取了一些战战兢兢的初步的鼓励生育并制止堕胎的立法步骤，1939年出出生人数才略有回升（六十一万三千人）。在1936…1940年期间，武装部队每年吸收入伍（也就是吸收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的年轻人从平均每年二十四万人剧降至每年才不过十二万人，致使法国不得不在1935年把服兵役的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加强法国的军队，而是为了要保持其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生命损失所造成的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还是十分深刻，那末物质损失所留下的影响也正是这样．只是惊人的程度稍稍不如罢了。多年来一片重新建设的景象叫人鼓舞而不是沮丧。可是当1938年人们庄严地庆祝兰斯大教堂修复工程完成的时候，却又正是在德奥合并和慕尼黑危机之间，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重建工程是否全终于徒劳呢。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命损失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正是那些秉性卓越、朝气蓬勃，因而是处于战斗最前列的年轻人的大量伤亡。的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表明，年轻一代同前辈一样素质的人有限，在政治生活中还不能完全取代年长的一辈。如果法国的精神气氛有利于培养有胆略的政冶和经济领导人，此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许就不值得那么注意了。领导人不只是先天的，也是要通过培养的。然而正是此种精神气氛受到了影响．一方面是对四年半来的巨大努力所作出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结构的重心偏向于老年人一边，在1914年以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法国人口中也只占数量上极其微弱的优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连这一点优势也消失了。
此种现象并不妨碍在文学艺术上出现灿烂的成就，但是它却妨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上它损害了自力更生的力量，它使法国不愿意冒风险，而法国打算同德国东面和东南面的弱小国家结盟来保证自己安全的政策势必是有风险的。
法国人对自己人口问题的态度就是此种静止的精神状态的例证。法国的年轻人因物以稀为贵而更加是宝贝了，在世界上法兰西民族的躯体不再占有象以前那样大的空间了，法国为了取得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是太昂贵了（因此感到法国的盟国都成了它的债务人），为争取另一次胜利再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将是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这种想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整二十年里构成了法国人的思想和心理反应的基础。可是，人口问题却很少得到正视，除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争取实行明智的人口政策的运动总是被人们当作一种使人发笑的怪主意。
关于人口问题，有一种说法在群众中间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那就是芒让将军的说法，他宣称法国的人口不止四千万而是一亿，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好的北非部队和黑人部队就是未来的大法国的先驱。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引起了自满情绪，而且后来将会看到，这种说法甚至也没有进而形成它所意味的那种法国殖民政策。
在1939年以前，法国从未认真考虑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无论是婴儿或壮年人的高死亡率问题抨击得也不够。
在移民入境方面，也没有一贯的政策，法国1939年的人口略多于1911年法国和阿尔萨斯…洛林人口的总和，这是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法国。单是1921至1930年的十年期间就有一百八十一万一千名外国人定居法国。按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外国人有二百七十一万五千人，而在1911年只有一百一十六万人。外国人的人数在1938年降为二百一十九万八千人，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取得了法国国籍。可以看到，大量外国人的流入也不过是弥补了1914至1918年期间的损失。
在繁荣时期，移民流入是得到鼓励的，但普遍的看法是，移居是移民的特权。在1934年萧条时期，为了所谓关心更多的法国人就业，确实曾经作出努力，要把那些在法国定居多年并已经在法国成家的矿工赶回本国去。因此而激起了抗议，首先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终于开始唤起公众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旨在同化移民或防止移民形成严密的群众组织——例如靠近其本国边界的意大利人——的政策，这又激起排外情绪。此种情绪不无其合理因素，因为只要法国对这种倾向提不出对策，法国南部的大片土地确有沦为其邻国的殖民地的危险，意大利的领事对意大利的移民便行使了相当于法国当局所行使的控制权；意大利出生的妇女被劝使回到她们的本国去分娩，以免法国认为这些孩子是法国人，然而这些孩子的上学费用却要在法国的税收项下拨付。一旦发生战争，法国的农民要上前线而意人利或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却会留在农场上，此种想法又为法国和平主义提供了另一个主题。
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国对外来移民的需要，必然也就不会认识到这些外来移民可以为法国作出的贡献。法国和它的海外领地都具有进行经济扩展的条件，要是有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帮助，法国会取得比它在两次大战之间取得的成就大得多的经济扩展。
法国当时已经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成为接受欧洲其余国家未使用劳动力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缺乏那种热烈的劲头，法国本来应该步美国的后尘而高速扩展的，而法国之所以缺乏热烈的劲头正是由于它的年龄结构。
法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农业产量没有下降，却有一百三十万农业劳动者，包括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转入其他职业。在法国历史上，按照法国统计学家分类的城镇人口（有两千以上居民的市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不一定是农业）人口。1936年，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四，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六。可是制造工业远非主要的受益者。商业和运输，自由职业，公共事业的发展都超过工业发展的幅度。但在工业部门中，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确实是在排挤纺织和衣着工业的条件下取得扩展的。从1913年到1929年，钢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从四百八十七万吨增加到九百七十万吨，达到繁荣时期的最高产量。与此同时，法国同它的海外领地之间的贸易，在法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11…1913年的百分之十点一六增加到1934…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则从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九。
可是，乡村的稳定，极受珍视的城乡之间的平衡，却限制了新的动力的发展。除了印度支那以外．殖民地的工业都没有什么发展。法国本应为它的海外领地的发展感到万分满意与自豪，但由于缺乏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海外领地的发展却经常引起反对的意见。连法属西非的香蕉生产也引起担心，害怕它会影响法国国内水果的销路。在丰产的年份，对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酒和谷物的进口要设置障碍，而从理论上说阿尔及利亚应是法国的一部分。殖民地的产品很少有免税的。甚至印度支那的工业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由于对北非工业的发展设置了实际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940年对是否要把政府和尽可能多的军队转移至北非需要作出决定时，提出的一条重要的争辩论据是：在马格里布不仅不可能补充到一枪一弹，甚至连一家能够生产衬衣，靴鞋和钮扣的工厂也没有。
如果当时法国的人口不断增长，它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堆了。如果它的经济迅速扩展，它就更有理由发展它的海外领地的经济。其实法国引以自豪的国内人口的平衡不仅阻碍它产生权力，而且使它失去追求权力的欲望。由于法国在1914…1918年几年里为共同事业作出了莫大的努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因而它更珍惜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而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有其逻辑的结果，那就是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使法国殖民者最优秀的才能也无法发挥。重商主义是一种计划形式，然而在法国却不为计划提供必要的情报，因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法国的统计资料最不完备，这一事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法国本身仍然是一个小城镇占优势的国家，小城镇的活力在衰退，它的投票权却没有减少。小商店和手工业者得到国家的虚伪保护，而过去一直支持地方活力和创业性的地方大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早期就被巴黎一些银行并吞掉了，那次危机在1930年就开始被人感到了。马克·布洛赫在回顾法国1940年夏末失败的原因时写道：“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这里被征服的正是我们如此眷恋的小城镇，它的浪费时间，它的短视的政冶争吵，它对一切已知事物的偏好和它对一切新奇事物的猜疑。”
正是这一部分法国人阻止法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它强大的金融力量，效法美国和比利时的榜样，自动实行货币贬值，从而几乎可以无痛苦地终止危机，并避免发生在1936…1937年的那种尖锐的社会冲突，而那时却正是需要它积蓄力量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时刻。保罗·雷诺把1936年的选举说成是法郎含金量被规定为六十五点五毫克的结果，这种说法并不荒唐。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一度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肮脏的唯物主义”，同时发表的议论又好象他认为法郎的黄金平价和每一个法国青年的道德完整是一致的，他迟至1944年还写出并在1947年发表下列的论点：
（货币贬值）这一味药对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许是最好的，英国的繁荣基本上是以交易及其附带的（金融，保险，航运）的利益为基础的，对法国这样的国家却是毒药，法国是一个天然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只有消费者收入的稳定才能保证生产者的正常报酬。
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上，此种坚持稳定不变的经济政策，就象一味强调安全而不改弦更张的外交政策一模一样，两者都是自取失败的政策。此种经济政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保守阶级的精神士气方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国的保守派曾掌握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