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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丘吉尔和罗斯福对为监督波兰人未来谈判而成立的委员会抱着何种希望，他们都认识到这个事实。罗斯福私下说，他知道俄国人会曲解这项协定以适合他们的目的，但是他宣称：“这是我目前能为波兰所尽的最大努力了。”在公开场合，在总统3月1日对国会所作的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报告中，他又求助于模糊不清的颂扬。他说，“我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关于波兰的协定，是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繁荣的波兰国家的最有希望的协定。”丘吉尔在2月27日向英国下院所作的报告中也没有隐瞒事实，他说，关于波兰的协定还留下一项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解决：新的临时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波兰的民意？选举将会如何地自由？丘吉尔以这样的想法安慰他的听众，他说，对这些事情，英国政府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并将采取坚决的政策。
有一个因素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吞下的波兰那粒苦药裹上了一层糖衣，那就是斯大林接受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一文件由美国国务院起草，于2月9日提请雅尔塔会议审议。当时会议行将结束，宣言仅仅引起了一场很草率的辩论。通过的宣言的部分内容如下：
欧洲秩序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生活的重建，必须通过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并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实现。……
为了创造被解放的各国人民可以行使这些权利的条件，三国政府当共同协助任何欧洲被解放的国家的人民或欧洲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的人民，当他们认为需要：（甲）确立内部和平状态；（乙）实行紧急措施赈济难民；（丙）成立临时政府，它广泛代表国民中一切民主分子，并保证尽早通过自由选举建立对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以及（丁）在需要的地方助成这种选举。……
当三国政府认为……情况有采取这类行动的必要时，他们将就履行本宣言中规定的共同责任所必需的措施立即共同协商。
美国人设想出这个宣言来作为1944年丘吉尔和斯大林谈妥的“势力范围”交易的一种解毒剂。在欧洲各地，三国共同负责和共同行动将是敌对状态结束后的困难时期中的行为规范，某一盟国享有优越影响的特殊范围将被抛弃掉。当斯大林接受这项宣言时，他头脑里显然没有这种想法。也许他觉得它是并无害处的一纸空文，是用来安慰一下美国人的。归根到底，用宣言中的话来说，三国的共同行动只有当所有三个盟国都认为必要时才会出现，而任何一国如果发现自己的政策似将遭人非难时，总可以认为任何一种建议采取的行动是不必要的。丘吉尔的观点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已经作好准备——他在雅尔塔宣称他已经作好准备——要使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接受三大国监督的选举的考验。
波兰问题的讨论在雅尔塔会议上占去了那么多时间，以致其他政治问题只能得到相当少的注意。南斯拉夫的局势于2月9日才正式提到会上来考虑，当时艾登和莫洛托夫在外长们的一次繁忙的会议上商定，1944年11月的铁托…舒巴希奇协定应该迅速予以实行。在同一天的全体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批准了这个协定。英国人也提出了关于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以及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界问题的备忘录，但是会议在最后阶段非常仓促，这些问题都交由外交方面往后解决。英国反对成立一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的问题也同样记入雅尔塔会议记录，但这个问题交给了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去解决，他们将和莫洛托夫协商这个问题。艾登提出了关于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中西方代表的权力问题，关于希腊人对保加利亚人不满的问题，以及关于英国人对罗马尼亚石油设备提出的要求问题等等的备忘录，结果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俄国人不想讨论这类问题，而罗斯福也急于结束这次会议，不愿意在那些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同样也能处理的细节上花时间讨价还价。
波斯的形势激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44年9月，俄国人曾试图在波斯北部取得石油开采权，但是波斯政府的立场是，只要外国军队继续占领他们的国家，就不同意给予任何开采权。俄国人勉强地暂时同意了，但是在1945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苏联在波斯北部的占领军开始对地方政府事务行使更为严密的控制，并且煽动波斯最西北的省阿塞拜疆要求自治。这个情况在英国人看来，需要摊开来让大家知道。艾登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使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部队早日从这个国家撤退。
罗斯福对这个国家也有特殊的和个人的兴趣。当他为了出席德黑兰会议而访问波斯时，他目睹了这片土地的贫瘠。在那以后不久，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即用美国的专门技术去解决波斯的农业和水利的改进问题，作为和平时期发挥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潜力的一个范例。他在2月7日的全体会议上对这个计划作了简要的阐述，但是他的同僚无意讨论他的这个主张，所以事情就此搁下了。
无疑，俄国人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雅尔塔所表现的对波斯的特殊关心，深感怀疑。莫洛托夫顽固地拒绝讨论波斯事务，说这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没有就撤军问题和将来谋求石油开采权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
2月10日，斯大林提出了修订蒙特勒公约的问题。这个公约规定了土耳其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他说能够而且应该重订一个对俄国较为有利的协定，以代替原来的协定。但是因为当时已是会议的最后阶段，他只是建议外长们在下次会晤时应考虑这个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了。
凡是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人对于会议面临的问题的多样性简直太清楚了。2月8日，丘吉尔建议今后三国应作出安排，定期举行外长会议，会议的间隔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便处理胜利肯定要带来的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全体都同意了这个建议。伦敦被选定为第一次集会的地点。大家商定，在三国首都轮流举行会议。
在2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三大国草草地讨论了丘吉尔提出的惩处主要战犯的问题，这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考虑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其他事项。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作出决定，只是把它交给了将来的外长会议去解决。
雅尔塔会议于2月10日到了高潮。当时，波兰问题、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接纳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发给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催促他们履行1944年11月协定的电报文本以及关于赔款的声明，全都作出了决定。一切谈判、妥协和推诿的来龙去脉都在这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汇合到了一起。当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真正工作也就终止了。
那天晚上丘吉尔举行宴会，会上人人兴高采烈，洋溢着一种宽慰和舒畅的心情。第二天，剩下来的工作就是签署会议所制定的文件，并就公报和议定书的措词取得一致意见了。公报中没有提到曾经讨论过的几点问题。它宣称打败德国的军事计划已共同商定，并阐述占领德国和管制德国的种种安排。为了避免延长纳粹的抵抗，它没有提及肢解德国一事。赔款问题、旧金山会议、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关于波兰的声明、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以及三国外长今后将举行会议的声明等，统统公布了。而安理会表决方式的详细办法则留待同安理会的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法国和中国磋商后再行发表。同样，在联合国大会中让俄国享有多重代表权的协定也秘而不宣。
1945年2月12日发表的公报以乐观的语调结束道：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即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
至少，美国代表团完全相信这些话。罗斯福从雅尔塔回来时，船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公报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时，美国舆论普遍表示赞同。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关于波兰，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怀疑和抱怨全被淹没在一片信任和热情的欢呼中了。
但是，仿佛象征着不久即将笼罩在雅尔塔协定上的阴影似的，总统一行的横渡大西洋却不是一次幸运的旅行，霍普金斯病得很重，离船改乘飞机回国，一到家立刻便进了医院。他的离开使罗斯福很烦恼，两人冷静地分了手，从此便永别了。另一位多年的同事，也遭到了类似的悲哀结局，罗斯福的副官心脏病发作死在船上。罗斯福遭此损失，个人很受影响。当他到达华盛顿，安排好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作一个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正式报告时，他在情绪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自信了，虽然他对于未来，对于最终能满意地解决和平的问题，仍然怀着光明的希望。在那次讲话的仅仅六星期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丘吉尔可能并不完全象罗斯福那样兴高采烈，但是英国报纸的反应和美国报纸同样热烈。象在美国一样，对波兰问题也有疑虑，而对德国提出那么严厉的赔偿要求这个问题，则认为它可以算是雅尔塔会议的一个缺陷。不过同三大国和谐一致的保证和对德战争的早日结束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无法断定斯大林当时怎样看待会议的决议。他认为会议的总的成果是好的，这一点从苏联所有报纸对雅尔塔公报的大肆宣传和赞扬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例如，《真理报》出版了报道会议的特刊，并在社论中说雅尔塔会议已经证明，“三大国的同盟不仅拥有历史上的昨天和胜利的今天，而且还拥有伟大的明天。”《消息报》把这个会议称作“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俄国广播电台也同样地转而报道会议的消息和对会议的颂扬。
在所有盟国中的许多人看来，大同盟似乎已经顶住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艰苦考验。对持久和平和盟国大国之间的亲密合作的愿望，空前未有地强烈。雅尔塔会议对盟国的公众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44年秋季威胁盟国团结的争吵，似乎已经很满意地解决了。随着欧洲的战争明显地临近结束，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以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演说中的高尚情操似乎眼看即将成为不仅是漂亮辞藻的东西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鉴于后来幻想破灭，很难重新体会到雅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