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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盟国中没有一国想承认或支持任何德国集团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利，德国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象在奥地利那样，战争结束时部队分布的实际状况与欧洲谘询委员会预先拟就的分区安排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深入到分配给俄国人的地区，并已越过捷克国境好几英里。鉴于盟国的伙伴情谊经历了多次紧张状态，安排撤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丘吉尔看到在他面前展开的问题特别感到不满。德国的英国占领区包括这个国家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区，不能希望当地的粮食资源足以维持它的人口的需要。但是由于对德战争已经结束，美国租借物资供应的规模缩小了。美国人起初不同意对德占领的需要也构成对租借法的一项合法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英国不愿意冒险去管理挨饿的人民，他们就得从自己的已经紧张的资源中抽出粮食来供应德国人，或者设法和其他占领国达成明确的协议，由它们从德国其他地方的生产中提供英国占领区所需要的一部分粮食。既然苏联占领区是德国农业剩余产品的主要产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和俄国人达成协议。
丘吉尔认为有可能同斯大林进行谈判，以英美部队撤回到占领区分界线以内为条件换取粮食。但是这种建议是和美国当时的态度以及美国对将来同俄国的关系的估计背道而驰的。的确，一旦在德国获得胜利后，美国人主要的兴趣只在于尽可能迅速地调遣他们的军队去对日作战。作为美国战略主要根据的未经检验的假设——即一旦战事结束，一切大致会自行恢复正常状态的那种假设——是逐渐缺乏说服力的。这时候，美国的政策要求把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解散，分为各国本身的指挥部，尽速建立一种占领政权，一俟有船舶载运立即把战斗部队撤离欧洲，让欧洲国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下处理自己的经济事务，不再依赖租借办法。根据美国的这些目的和态度来看，丘吉尔想要利用英美部队意外有利的分布情况作为同斯大林做交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似乎简直是对同盟的背叛，并且是一种潜在的圈套，想把美国也卷入本当是纯粹的欧洲事务中去。
然而，暂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和管制机构的问题可以搁置一下。每一国的军队都忙于处置战俘和无家可归的难民，恢复交通和必要的服务事业，整顿自己的部队，以及为胜利和战场严酷生活的结束举行庆祝——这件事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结束各项复杂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各级管理机构已经完全混合在一起，而且军政府的工作要求选择相当能干但纳粹烙印又不是太不易抹掉的德国人来执行地方行政工作，因而需要相当多的人员尽最大的力量。
波兰问题虽不是那么混乱，却困难得多。英、美和俄国的外长聚集在旧金山开会时，曾进行谈判，试图打破3月间在莫斯科出现的僵局。但是他们的努力完全无效。5月3日当莫洛托夫宣布，苏联当局确实逮捕了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在红军的后方进行“牵制”活动，这时，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决定在获得充分情报和解释以前中断进一步的会谈。
这次失败后，看来只有三国政府首脑的一次会议才有希望使同盟不致于在波兰问题上公开决裂。同时，盟国对德政策上的种种问题显然也需要最高一级进行磋商。杜鲁门决定派两名特使去试探一下，为这样一次会议作好准备。因此，霍普金斯于1945年5月23日飞往莫斯科，而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则于同日动身前往伦敦。
戴维斯发现丘吉尔正闷闷不乐、十分忧虑。他国内的政治问题相当严重，因为联合政府已于5月23日解散，丘吉尔不得不面临定在1945年7月5日举行的一次大选。但欧洲的形势使丘吉尔感到更为严重。英国政府正在叙利亚问题上同法国人进行激烈的争执，结果引起1945年5月31日英国对法国人进行武装干涉，因为法国人正试图以武力镇压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这件事对法英将来在大陆上的合作不是好兆头，可是丘吉尔多年来一直支持戴高乐和法国人，希望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种针对俄国人的强大的抗衡力量，以代替战败的德国。
美国的态度似乎也预示着它将早日摆脱欧洲的事务。美国当局正建议今后按租借法的供应只限于对日作战所用的物资。结果，英国面临经济灾难或者有点近乎灾难的情况。然而，假如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抛开英国不管，欧洲大陆就会向俄国人屈服。光凭英国人自己去同俄国人的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对抗，是不大有希望的。丘吉尔毫不掩饰他对斯大林的畏惧和不信任，这使戴维斯感到意外和震惊，因为他早已是提倡同俄国亲善的主要代表人物了。他向杜鲁门汇报说：
这些话我说得很坦率，因为听他＇丘吉尔＇如此激烈地攻击苏联控制的威胁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并且对苏联领导表示的诚意流露出如此的不信任，我很怀疑这位首相现在是否愿意向全世界宣布，他和英国没有支持希特勒是犯了错误。因为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在陈述希特勒和戈培尔过去四年里一直在宣布和反复宣传的理论，其目的是竭力要破坏盟国的团结，加以“分化和征服”。……
他十分注意地听完了我的话。他说他近来受到很大的压力，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措词可能比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要强烈些。
然而，丘吉尔确实坚决主张在取得俄国人让步以前，美国和英国的部队不应先撤到他们自己占领区的界线以内。他的总的态度给戴维斯的印象是，把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地位放在维护和平之上。
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的收获却大得多。1945年5月26日第一次会见这位俄国独裁者时，霍普金斯就说明他希望研究影响美苏之间基本关系的一切问题。他提到波兰、德国、太平洋战争以及苏联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认为这些是他希望考虑的项目。他请斯大林提出他那方面感到烦恼的问题。5月27日第二次会见时，斯大林提到：美国支持阿根廷参加旧金山会议、赔偿问题的谈判、波兰问题、租借物资的削减以及对德国舰队和商船的处理，认为这些是他对美国不满的地方。
霍普金斯于是竭力使斯大林放心。他说，美国愿意把德国船舶的三分之一移交给俄国，并说，这个问题在三大国的一次会议上很容易得到解决。他肯定地说，对日作战所需要的租借物资将按已经达成的协定继续供应，并辩解说，欧战胜利后突然停止向俄国装运一切货物，是下属们犯的错误，现在已经纠正了。
斯大林对赔偿问题的不满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要求让法国也加入赔偿委员会，从而拖延了在雅尔塔商定的关于赔偿问题的会谈。关于这一点，霍普金斯表明他不了解情况，但是说美国大概不会“以顽固的态度”坚持要法国参加，而且，不管怎样，现在已经商定，谈判应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就开始。
关于在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对阿根廷的支持，他归因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压力。霍普金斯解释说，当莫洛托夫提出应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会议时，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就坚持要让阿根廷也参加。斯大林把这件事撇开了，他说，无论如何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这样就把霍普金斯引到了一切问题的中心：波兰。他说，波兰问题除了作为盟国合作的一个晴雨表外，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美国所要的，他宣称，是一个波兰人自己渴望的、同时又是对俄国友好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斯大林答复说，他无意把苏维埃制度输出到波兰，并承认美国有权利对波兰事务感到关注。他承认俄国人在波兰曾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种行动本来“不如不做的好”，但当时有做的必要，因为红军在波兰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有秩序的后方。
讨论于是转到怎样组织一个令人满意的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斯大林建议，目前的临时政府中十八到二十个阁员的席位里，有四个可以让给那些被排斥于这届政府之外的波兰党派的代表，并提到可以接纳米科拉伊奇克为这些新成员之一。霍普金斯要求给他时间来考虑这个建议。
霍普金斯和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专门研究了远东和德国问题。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说，红军准备于1945年8月8日进攻满洲。两人商定美国政府应协助安排斯大林和中国外长之间的一次会议，以便解决在满洲让予俄国特权的问题。斯大林重申，他一定支持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并且同意建立由苏联、美国、中国和英国组成对朝鲜的四国托管，直到那个国家能够自治时为止。霍普金斯觉得这些协议很令人鼓舞，甚至在斯大林表示他期望根据分区的办法参加对日本的占领时，霍普金斯还是觉得如此。
关于德国，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说，他已经不赞成肢解这个帝国，并且答应将任命朱可夫元帅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俄国成员，以便使这个机构可以开始工作。他还谈到俄国对战犯起诉的计划，并和霍普金斯讨论了盟国在德国应该采取的一般经济政策。
5月30日在第四次会议上，双方讨论并决定了同杜鲁门和丘吉尔举行一次会议的安排。时间定在7月中旬，柏林地区被选为会址。接下去，谈话再次转到波兰问题。霍普金斯说明了美国关于基本政治权利的概念，没有这些权利，民主只是空话。斯大林面对这个相当为难的问题回答说，这些原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只能在和平时期应用，而且也得有某些限制。例如，对法西斯分子的纵容，就不允许在民主的言论自由的幌子下存在。霍普金斯“完全理解大元帅的意见”，并再次请他放心说，美国对于让现在波兰流亡政府的任何成员参加改组后的波兰临时政府，并不感觉兴趣。
第五次会议研究了可能应邀参加临时政府改组以前的讨论的某些波兰领袖的名单。会后，霍普金斯出席了为他举行的宴会。席间他向斯大林提出被逮捕的波兰地下军领导人的问题，暗示如果将他们释放，拟定一份可以与之商讨临时政府改组问题的波兰人士的名单就没有困难了。但是斯大林不愿释放他的俘虏。他责怪英国人纵容流亡政府，并宣称他不想让英国人来管理波兰的事务。
此后的几天里，霍普金斯稍事休息，由哈里曼和其他人员同英国和美国国内当局进行磋商，并与次一级的俄国官员商议，尽力拟定一份可以接受的波兰人的名单，以便邀请这些人到莫斯科来改组波兰政府。电报往来频繁，但终于成功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各方同意的波兰领袖的名单，在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一星期以后，于6月12日公布。
同时，旧金山会议似乎正在走向不幸的结局。当俄国人坚决主张否决权应该使安理会的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可以阻止讨论它不愿拿到这种公开讲坛上来的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