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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终究不过是“那个倒霉的维奥莱特计划修修补补的翻版，而且为时已晚。……那些在七年前原来会加以赞赏的人现在的反应却是漠不关心，或者满腹狐疑。”巴黎的北非人民组织委员会主席指出，根据这项法令，阿尔及利亚仍然是宗主国法国的一部分，它的命运决定于法国的议会；有完全选举权、可以参加选举法国议会中阿尔及利亚议员的穆斯林仍只有六万人，而有选举权的欧洲人却至少有四十万人，因此他们获得充分代表名额的机会是不大的。他主张，在地方议会中，一百五十万穆斯林选民至少应有与欧洲人等额的代表（不是现在的五分之二），因为欧洲人比他们少得多。法哈特·阿巴斯曾在他的《宣言》中指出，现在大家已很清楚，对穆斯林多数来说，以前想要同化他们成为法国公民的目的是“达不到的”；1944年3月15日，即在法令颁布后八天，他同他的朋友们创立了“宣言和自由之友”党。他同长期以来反抗法国同化政策的穆斯林圣职人员社团“乌拉马”以及被软禁在阿尔及尔以南一百二十英里一个小镇的极端分子马萨利·哈吉建立了联系。1945年1月，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力量暂时联合在一起，法哈特·阿巴斯成为要求阿尔及利亚自治“统一战线”的临时领导人，但他们仍同意给予占少数的欧洲人在议会和内阁中占有一半席位。2月初，在许多城镇秘密地张贴了有下列内容的传单，号召新近获得选举全权的穆斯林起来抵制即将举行的市议会选举：
穆斯林弟兄们！
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殖民化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组织起来，要毁灭我们。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罪过，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不能登上现代文明的阶梯；自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以来，阿拉伯语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伊斯兰教一直受到侮辱，现在正由同政府意向相反的极大努力使它获得新生。
人们对我们和我们的财产的尊重，只有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以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完全排除任何外国主权的自由政府之后才能得到保证。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你们一些最优秀的弟兄已经在地牢中死去，有的在监狱和集中营中遭受折磨，有的则正在用合法的或者主要是秘密的手段进行着坚强不屈的斗争。……
选票计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将是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说明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自由、独立地生活。因此，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弟兄们，切勿忘记你们对解放自己的人民所负的崇高使命。你们决不能让已经捐躯的人、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和正在进行斗争的人白白牺牲，否则你们将对你们的人民和真主犯罪，并且迟早要对他们作出回答。人民的正义和寓于万物之中的正义是不朽的，也是无情的。
战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随着1940年法国威望遭到的灾难性打击而来的是美国式民主概念的传入），移住民的冥顽不灵，毫不让步，以及阿拉伯联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振奋人心地出现，三者相结合，唤起了那些虽占少数而有政治觉悟、半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自治要求。但是这个进步人士的圈子很小，它只不过是冰山露出在水面上的尖端，在远处阳光的照耀下看来不会伤害什么人，而在这下面的贫穷、无知的漆黑深渊里却虎视眈眈地潜伏着不为人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城乡土著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悲的：因为，法国移住民虽然为这个国家增加了大量财富，却把其中的较大部分留给了自己；土著生产者没有从欧洲人的榜样中学到什么东西；土著农民的耕地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他们的总产量纵或有所增加，也不够抵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自然增加，而在过去一百年中至少已经增加了两倍的穆斯林人口，现在还在以年增十三万人的速度继续增加着。在以谷物为土著居民的基本粮食而以前的生产与需求大体上还能平衡的一个国家里，1944年的收成只有正常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这是因为战时缺少肥料、机油和农业机械，部分也由于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愿种植谷物而宁可种植利润较高的饲料作物。这个国家在1944…1945年的冬季经历了自185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粮食供应的前景是黯淡的。官方规定的每日二百五十克（九盎司）的微薄粮食配给，能够履行配给的日子倒是例外（部分是因为黑市粮价暴涨而诱使地方上许多穆斯林官员舞弊所致），而在许多地区，土著居民每日的粮食配给减少到一百三十克至一百五十克（五盎司）。“人们在路上到处可以见到衣衫槛楼、面容憔悴的人。……整村整村的居民在泥土中挖掘苦涩的但还可以充饥的野菜根，这些菜根虽无营养，但煮熟后至少还可以使人苟延残喘。”
在君士坦丁省产麦高地，同移住民的大庄园为邻的是贫瘠窳劣的山岗农田和人数众多、没有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法哈特·阿巴斯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塞蒂夫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1945年4月24日，这个省有六个法国参议员写信给该省的行政长官莱斯特拉德…卡博内尔，措辞不自然地交织着殖民统治的少数人所特有的自满情绪和外来者的恐惧心理。他们告诉他说，一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裔移住民的不安情绪在不断增长。那些通过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的努力在北非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为法国人的才华增光的人，早已看到他们周围的不友好的迹象正在发展。这些迹象看来如出一辙并为来自远方的指示所遥控。在政府当局采取有利于土著居民的一般措施的同时，不友好突然转变为富有集体憎恨的敌意。在迄今平静无事的那些地方，人们也情绪激昂。在这个领地里，到处发生用恶言谩骂、挑衅、侮辱、有时甚至是恫吓的事件，即使对法国的妇孺，也不放过。
不管在哪里，那些昨天还没有恶意，乐于同移住民、官员和商人共事的人，现在已经变得傲慢不逊，并且无视法国的权利，宣称要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实现完全独立，这是1943年2月《阿尔及尔市代表宣言》的目标。那些以前无保留地站在我们一边的土著已经改变态度。他们不敢再对我们表示同情，怕遭到他们的教友摒弃，做牺牲品。
不安全现象到处有增无已。传称财产受到袭击，供应村庄用水的管道被破坏，孤立的法国人的生命遭到公开威胁。在城镇里，尽管官方禁止游行，街上的示威者公开高呼：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人的。……
所有这些事实，是令人不安的迹象，有可能明天就会大规模地发生危害孤居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国人生命的事件，因为在农村里私贩军火的勾当几乎已经公开地进行了三年之久了。当我们考虑到阿尔及利亚现在正处在多年未有的大饥荒的前夕，而这种形势可能引起一次突然而普遍的戏剧性事件，其灾难性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看来很清楚，即使对那些最不关心的人来说，迫在眉睫的祸患决不是光说几句要谨慎小心或者呼吁人们控制情感的话，就会被驱走，只有采取具有严厉警告作用的措施才有可能避免有害于公共秩序和法国尊严的突然袭击。……
签名人……以选举他们为君士坦丁省参议员的人们的名义迫切要求你作我们的代言人，吁请政府当局立即采取示威性措施。这些措施无须是挑衅性的，但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在地中海以南的一些法属领地恢复秩序和信心。
这些措施是在这个国家的当局被授予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农村代表们认为即使由于那些丧失了现实感同时也丧失了感谢之心的鼓动者们所作夸大宣传，目前的形势已经危险地恶化，但当机立断地确定十分明确的措施还是可以达到期望的目的的。
实际上，早在4月初，法国当局已经对尚在软禁之中的马萨利·哈吉同法哈特·阿巴斯和“乌拉马”的代表们保持接触感到担心，因此把他放逐到赤道非洲去，并逮捕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民族主义者对外公开了这件事，随后在“五一”节的示威游行显然是要求把他开释，虽然在塞蒂夫，有五千个穆斯林游行时没有受到警察的袭击或干涉。在“宣言之友”地方组织的倡议下，塞蒂夫的穆斯林决定不参加5月8日欧洲胜利日那天下午官方安排的庆祝会，而自行在当天早晨组织游行。地方副长官准许了这次游行，条件是参加者不得使用民族主义的旗帜和标语。可是在集合起来的六千至八千人的穆斯林游行队伍中，以童子军为前导，抬着巨大的同盟国和阿拉伯旗帜而嘲弄地举着一面九英寸见方的法国旗。他们还掮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释放马萨利”，等等。示威者中有许多人还带着木棍和军刀。当游行队伍经过市中心时，警察局长为了执行命令要夺取那些煽动性的横幅，挤进了游行队伍的前列。
据内政部长说，那时是谁开的第一枪，后来无法证明：有人说是警察，也有人说是示威者开枪后警察还击。总之，接着是一场混战。警察和宪兵迫使示威者退至市场。但示威者在那里又立即如潮水般地涌回城里，高呼“圣战！”其中一些更为大胆的人在街上奔跑时，见到欧洲人就刀刺棍打：据官方发表的数字，那天早晨在塞蒂夫有二十二个法国人毙命。当天下午在塞蒂夫以东一百二十英里的格勒马，民族主义示威者和警察之间也发生了一场较小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示威者死一人，伤六人，警察伤五人。这些事件发生后，据说几乎全是“宣言之友”地方组织的通讯员分头骑马、步行或乘出租汽车去四周村落传布有关塞蒂夫和格勒马出事的消息，甚至宣称在阿尔及尔已经成立了阿拉伯政府。这就引起了群众对市政厅、邮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等法国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系统的袭击。欧洲人遭到袭击、杀害、强奸，他们的住房被洗劫，有时被纵火焚毁。一群群土著从远处的营地和群山中蜂拥而来。他们在开始劫掠前有时还设置路障，并割断电话线。受波及的地区的一百万穆斯林中，据信有五万人参加了动乱。据官方最后估计，欧洲人死一百零三人，重伤约五百人。从较小的居民点或孤立的农场到较大的中心来避难的欧洲人对这次动乱的范围有时言过其实，给人以夸大的印象。这些欧洲人由当局加以组织，参加临时民兵，协助警察和宪兵恢复地方秩序，但内政部长后来“并不排除发生非法执行死刑、个人或集体报复等的可能性”。在警察和宪兵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恢复秩序的布日伊、塞蒂夫、格勒马和波尼等郡，行政长官受命把职权移交给当地部队司令官。后经官方宣布，那时动用了陆军一万名，轰炸了四十四个土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