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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民希望避免损害友好国家利益的愿望不相符时，都一概不允许其入境。
第二件较难理解的事是，在获悉希特勒死去后，德·瓦勒拉决定去德国驻都柏林公使馆吊唁。毫无疑问，这种礼节性访问是符合外交惯例的，但对许多愤怒的旁观者来说——爱尔兰人也包括在内——却好象是对联合国家的一种平白无故的侮辱。德·瓦勒拉的行动说明，他和许多爱尔兰人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中立政策加上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内容。中立应该有的礼节必须遵守，哪怕是因此而违反了世人的良心，并使爱尔兰失去世界的同情。
欧洲胜利日以后，大多数从开战以来一直束缚着爱尔兰的种种限制被废除了。1945年5月11日，战时检查制度取消了。爱尔兰市民第一次能够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轰炸伦敦的情景，读到有关德国惨无人道的集中营的报道。也是第一次在报纸上能够发表关于英军中的爱尔兰人因建立功勋而荣获七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以及其他有关表彰英勇行动的嘉奖。战争期间禁演的战争影片和新闻片在爱尔兰影院上映了。6月11日，英国政府解除了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旅行的禁令。数百名在战争期间被拘禁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获得了释放。但是，此后不久，由于被开释的那些人又重新策划阴谋和进行其他非法活动，爱尔兰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拘留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麦卡蒂和该组织的其他成员。7月6日，德·瓦勒拉向议会要求延长政府的紧急应变的权力。7月24日，政府宣布援引危害国家法令第四条，可以不需经过审讯就拘禁任何嫌疑分子。
战争结束时，爱尔兰政府迫切希望恢复他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地位。1943年11月，德·瓦勒拉说，爱尔兰准备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只要它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一律享有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以实现集体安全和维护和平为宗旨的”。但是，爱尔兰不准备付出那些交战国所索取的代价，即放弃它的中立，或者仿效其他一些中立国，在最后一刻，为了猎取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而赶上潮流。因此，爱尔兰没有被邀参加1945年6月举行的讨论建立联合国组织的旧金山会议。7月18日，德·瓦勒拉在众议院中批评了在这次会议上所同意的联合国组织，因为在这个组织里，小国将只有极小的影响。
象其他小国的领导人一样，德·瓦勒拉带者厌恶和不安的心情估量着这个战后的世界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主要的决议表面上将是由四五个大国作出的，但实际上，是由三个大国美国、苏联和英国作出的，因为法兰西和中国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而且，在这共管国际中两个主要大国之一是苏联。共产主义及无神论的俄国是德·瓦勒拉和他的天主教及保守的同胞所诅咒的对象。对苏维埃政府的恐惧和不信任可能是德·瓦勒拉在战前和战后制定其大部分政策的关键所在。国联破产后，企图把俄国拉进到一个反希特勒集团的努力，无疑增强了德·瓦勒拉的决心，要在一旦发生战争时继续保持中立。在战争后期年代里，德·瓦勒拉对德国人的政策——这使普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德·瓦勒拉原想看到一个对德国宽容的乃至妥协的和平，为的是在战争结束时可以保持一些表面上的欧洲均势，以与俄国抗衡。如果德·瓦勒拉希望能使盟国相信这一政策是可取的话，那末爱尔兰继续保持同德国的联系，显然是有利的。鉴于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证明在这个观点上德·瓦勒拉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所处的情况下，任何这样的愿望看来都是不现实的。在从前由职业军队为极其有限的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那倒或许是有可能的。但在四十年代，若说民主政府的领导人能说服他们的人民——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相信曾被当作是讨伐邪恶的十字军的一场战争却应当在优待恶人的基础上结束，便简直难以想象了。况且这样一种企图，也是决不会受到曾在德国占领下的西欧国家的欢迎的。罗斯福和美国的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及许多英国人都认为，均势是一种过时了的概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世界组织上，而这个组织要能成功的话，就必须包括俄国在内。这样，一种妥协的和平就将意味着放弃他们所有的那些希望，即建立一个更好和更合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俄国将按国际大家庭的礼让，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成员取得它的席位。离开这一点，就意味着大不列颠和美国将不得不自食其对俄国作出的他们不会对德单独媾和的诺言。
鉴于爱尔兰的历史和它的领土分裂仍未消除的状态，中立大概是德·瓦勒拉在战争开始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政策。不过，他曾经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坚持中立的态度，是否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明智，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当战争结束时，他的确维护了爱尔兰在选择战与和上的主权，但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裂问题已被搞得越来越难解决了。北爱尔兰人已下定决心不同他们的南方邻居联盟。而且，他们现在又得到了英国支持的保证。1945年5月13日，丘吉尔开了第一炮，在一次英国战史评论广播会上，首相抛掉了他在战争时期对爱尔兰表现过的政治家的克制风度，猛烈地攻击德·瓦勒拉拒绝英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爱尔兰政府被谴责与轴心国代表“调情”。丘吉尔说，如果不是出于北爱尔兰的效忠，英国为了确保它自己的生存早就应该把爱尔兰的中立置于度外了。5月16日，德·瓦勒拉以委婉的语气作了答复，但他重申了爱尔兰的中立权利，以及在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爱尔兰不能奉行任何其他的政策的论点。
争取美国积极支持结束分裂局面的机会也已经错过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里，爱尔兰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不允许他们默认一个政府可以无条件地管辖这整个岛，因为在一场他们所投入的战争中，这个政府可能再次坚持中立。德·瓦勒拉显然不准备对一项与英国共同防御的政策承担义务，虽然他表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的话，是有可能达致某种安排的。在7月19日的一次关于对外事务的辩论中，他说，英国由于它帝国本身的利益，很可能被卷入一场与爱尔兰无关的战争。要制定一项只有当爱尔兰的利益被明显涉及时才适用的防御政策，即使对于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来说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两天前，德·瓦勒拉就阐明了爱尔兰对英联邦的立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我们对外事务的政策上与英联邦国家联合一道”。他说，他准备坚持这一政策。这样，虽然德·瓦勒拉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他还是渴望把门半开着。在这两岛上主张英爱合作的支持者们努力证明爱尔兰的中立，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为有利于英国的，这就证明，他们希望在两国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指出，英国已经由于爱尔兰为其供应粮食和在英国及北爱尔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移民为其提供额外劳动力而受益。这两项贡献主要都是出自经济需要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是同情盟国的证据。不过，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男女确曾站在英国一边。除了那些在军队中服役者外，在英国战时活动的每一领域中，在英格兰和海外，都可以看到许多爱尔兰的男人和妇女。在爱尔兰，对盟国的同情表现在许多方面。迫降在爱尔兰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爱尔兰人把他们隐藏起来，并帮助他们越境进入北爱尔兰。对在训练或非作战飞行中飞机失事的驾驶员没有加以拘留，且为他们提供修理飞机的各种便利，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就起飞的话。传说有一支爱尔兰军的分遣队曾被派出去用炸药炸毁一排树，因为否则这些树木就会妨碍一架英国飞机在预定时间内起飞。来自英国危险地带的难民都受到欢迎。
遗憾的是，爱尔兰在战争年代里的孤立地位，给国内外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爱尔兰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一项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在国内又实施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而使爱尔兰人民与外部世界思想感情的潮流隔绝起来。曾鼓励爱尔兰人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精神上培养起一种自信心。爱尔兰宛如一株经过大力修剪的树木，唯一留下可自由成长的嫩枝只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枝茎，簇拥着一枝独立、统一的盖尔人的爱尔兰的花朵。在这个凯尔特族人的黄昏图景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幻梦已显得比当今世界的严酷事实更为真实了。
第四章 介于盟国和轴心国间的西班牙
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形势
（一）内战的后果
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内战（1936年7月至1939年3月）。这场内战同时又是一场宗教的、阶级与阶级间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间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间的战争，双方都进行了残酷的鏖战。据说，在这三年内，在战场前线，由于处决和屠杀或是由于饥馑、疾病和空袭，约有一百万西班牙人丧生。获得胜利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共和主义者始终仇视，共和主义者中有二十五万人依然被监禁着，大部分人在等待审讯。几千名共和主义者已被枪杀，十万以上的人被放逐，社会秩序全靠警察国家的方法来维持。许多歹徒和游击队依然消遥法外，不参加这两大派间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年至1939年的恐怖时代中去。
国家主义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险，除非西班牙因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陷于混乱，或者建立起来的支持这个政府的不稳定的联盟趋于瓦解。人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不和与猜忌，特别是在那些由军队、地主、商人、极端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较守旧的右翼集团，以及那些原来是一种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式运动的长枪党之间，他们把信仰经济与社会激进主义同憎恨马克思主义与蔑视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而长枪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协调的。在内战期间，长枪党运动在数量和实力上已迅速增长，它当时在由所有各国家主义政治党派于1937年4月合并成的单一政党中已居统治地位。在1939年8月重新组阁时，长枪党党员又使传统主义者吃亏而获得了胜利；他们在首都和各省市的政府机关内占据了要津；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名叫拉蒙·塞拉诺·苏内的，他是内政部长，长枪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又是佛朗哥的妻弟，因而他很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文职人员。这个野心勃勃和目空一切的塞拉诺·苏内直到1937年方才成为长枪党党员，他与其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外交事务上已经大量插手，因此，他要取代最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贝格贝德尔上校的职务，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一直在竭力发展同轴心国的合作，但是他实际上很害怕德国的侵入，这种恐惧心理他在1939年6月罗马的一次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显露出来。然而对于法国和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