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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处与派遣团
中国署所以能“成为联总的一个地区署，只是由于它在上海的总部最终控制了散布在这个辽阔国家内的十五个地区办事处。中国署的组织与职责相当于联总派往受援国的一个标准的派遣团”。
西南太平洋地区署起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盟军当局以及中国署进行联络的作用。它监督西南太平洋地区内救济物资的采购与人员的招聘。它还指导联总派往菲律宾的派遣团，直到1946年1月这一任务移交给华盛顿为止。
1944年5月1日在开罗成立的巴尔干派遣团“接近于一个地区署的地位”。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能够容许接纳联总人员之前，为联总筹办派往这些国家的派遣团，1945年3月，中东署接替了巴尔干派遣团，从事难民遣返和就地采购救济物资的工作。
西欧和西北欧无权要求联总救济，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足够的外汇，能够获得它们所需要的物资。然而它们接纳了联总的联络小组，听取他们对卫生、福利和难民工作的意见。在卢森堡、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的联络小组就属这种性质。在瑞典和瑞士也驻有联络员。意大利境内也有几个联络小组。
到了1946年年中，救济物资采办局已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古巴（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墨西哥（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乌拉圭（包括巴拉圭）以及委内瑞拉（包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拿马）等地开展工作。在新德里（为了在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开展工作）和安卡拉也设立了救济物资采办局。在上海、巴黎、新德里、檀香山、马尼拉还设立了采办军事剩余物资的办事处（1945…1946年冬）；在卡塞塔也设立了这种机构——这一机构后来迁往罗马办公。
（六）同“受援国”的关系
联总的“前线”是受援国，在受援国所进行的工作是检验这一巨大事业成败的标准。派遣团的后盾是总署、地区署以及各地的物资采办机构。
所有这些办事处的联总职员努力从世界各地获得救济物资，物色合适的人员，他们有时太着重于物方，而忘记了这一切活动都是援助那些无力付款的国家，援助德国及中东的难民。多亏总署和欧洲地区署的高级人员，他们总是竭力提醒全体职员注意，受援国和难民营里的人们目前的生存和未来的希望，取决于来自环球各地（秘鲁、冰岛、美国、南非）的救济物资和专家服务，而这些物资与服务的获得，又取决于总署一个秘书的勤奋，欧洲地区署一个卫生顾问的才智，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物资采办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还充分地认识到，最大的责任落在派往受援国和难民营的派遣团身上。一旦由联总其他部门提供的物资与指示不能下达时，派遣团的人员必须处理由此而引起的失望与混乱局面；而当救济物资与指示已经下达时，派遣团人员就得努力促进不灵活的政府机构行动起来，并说明各项政策，以保证最广泛最周密地利用联总所提供的援助。派往各国的派遣团是联总组织的核心。……每个派遣团的领导都根据下列一些总的指导原则办事：联总的决议，全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署长或署长的个人代表所下达的专门指示，这类指示带有普遍意义，但其中也有一部分适用于驻在国的特殊情况；总部的一般政策指导，如果是驻欧洲的派遣团，还得接受欧洲地区署的指导；以及联总与驻在国政府之间所签订的协定条款。
联总并不是对所有已解放的国家都提供援助。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的条款，前敌国当然被排斥在救济之外，虽然意大利和奥地利后来也获得援助（匈牙利和芬兰获得的援助要少得多）。向联总申请援助的国家必须证明它们缺乏足够的外汇。这一条件就把西欧所有国家排除在外，虽然除了瑞士与瑞典（它们在战争中发了财而不是蒙受灾难）外，所有西欧国家最后都被迫向国外乞求贷款，成为马歇尔援助计划的申请者，因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不得不在联总之外又提供巨额救济资金。
联总的活动主要涉及中欧和东欧国家。
受援国是芬兰、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意大利、圣马力诺、阿尔巴尼亚、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埃塞俄比亚、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群岛。这些国家都驻有联总派遣团。
奥地利、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波兰和南斯拉夫七个受援国，在一些地区中心设置了地区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少数职员主要是受命对联总救济物资的分配情况进行监督和上报情况。他们就运输困难、仓库拥塞、救济物资在地区和各类受援者之间分配不均等问题向地方政府官员提出意见，有时候当所有的方法都失灵时，他们就亲自抓这些事。他们各处巡游，在其所工作的地区内进行现场检查，附带地还对联总的工作进行解释，敦促地方当局注意一些急需救济的情况。他们定期向派遣团团长报告工作，不仅要详细报告所在地区内有关联总救济物资的情况，还要报告该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物价管制与配给制度的实施程度。这些报告不仅为派遣团团长向总署或欧洲地区署呈交的月报提供了材料，而且当发生的情况证明不能在地方一级解决而要请示中央时，也提供了根据。……不管采用何种体制形式，每个派遣团的工作效能主要是取决于工作人员之间的同心协力、善于适应和坚韧不拔。尽管派遣团的某些部门经常人手不足，又是在联总指挥鞭长莫及的陌生国家，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并且要受到全球物资供应变化多端的影响，但它们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异乎寻常地发挥了主动性并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联总所有的救济物资首先要由总署按国别加以估计（即所谓“规划”）。然后总署将其需要的物资数额送交有关的局（配给和批准物资的有关当局），因为除联总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申请者，而所需物资大多是供应不足的。总署在获准可以取得可能少于它所申请的数额之后，还得通过官方或商业渠道进行采购。它还必须获得船舶吨位，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其后这些物资就转送给有关国家的联总当局，由它移交给该国政府，在联总代表的全面监督之下加以处理，而拿到物资的消费者则需要付款。联总代表应该注意在分配这些物资时不能有政治上、种族上或宗教上的偏见。
第四节 物资供应的管理工作
（一）关于估计和满足进口物资需要的政策
“联总救济物资供应工作的开展和完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3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关于联总最后究竟会拥有多少救济物资与船舶吨位，这是不能肯定的……因为这时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战争状况之下。”然而，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已决定了欧洲所需救济物资的依据，而采购救济和善后物资的政策也同提供物资的政府一道规定了下来。
第二阶段始于1945年8月，一直持续到1948年9月底。随着战争的结束……要由联总进行援助的那些国家的物资需要已确定下来，联总所掌握的物资又在各国之间根据审慎制定出来的总的活动规划进行了分配。
到了这一阶段末尾，尽管物资供应与财力上都存在困难，“联总在十个国家负担的全面供应任务和在七个国家执行的规模较小的供应规划，已经履行了业务规划中交货指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对于已解放的国家战后需要进口物资所作的许多估计书，最全面的一份已收在盟国间战后物资供应委员会的报告中（通常称为李滋…罗斯报告），它“详尽地列出了九个欧洲国家进口物资的需要。……根据联总协定，盟国委员会已由全会欧洲委员会取代”。全会欧洲委员会是在联总全会第一届会议上成立的，它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作出决定：接受李滋…罗斯报告所提出的依据还是加以修改。根据美国驻英大使兼美国出席全会会议的代表约翰·G·怀南特的动议，采取了第二种做法。他赞成修改的论据有四点：
（1）从该报告起草以来，对于已解放地区的情况可能已掌握了更多的情报；
（2）由于盟国间委员会无法处理苏联的需要问题，那么对于盟国间委员会所据以工作的某些总原则进行修改看来是必要的；
（3）该报告的起草时间是在第一届全会规定联总的业务范围之前；
（4）……预期美国和英国军事当局不久将就军事管制时期所能提供的救济物资问题向总署提供意见。
怀南特还建议成立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粮食特别小组委员会，一个是纺织品特别小组委员会。这是在已成立的三个专门小组委员会之外增加的，已有的三个小组委员会是：农业技术小组委员会、工业善后小组委员会和卫生小组委员会，这三个小组委员会曾参预上述报告的起草工作。
怀南特的建议获得通过，五个小组委员会于1944年5月开始工作。7月份它们提出了工作方面的意见。它们的任务是：
重新审查以前由盟国间委员会提出的依据，使之完全纳入全会决议所规定的善后救济范畴。……
＇在粮食特别小组委员会上＇主要讨论是否要设法将已解放的国家的消费提高到统一的最低水平，还是提高到它们各自的战前水平。通过了一项折衷办法，如果那些依据不能充分应用时，那么小组委员会建议可采用估计物资需要和分配物资原则都适用的依据。小组委员会所采用的依据是每人每日二千六百五十卡；对于一些专门团体还有补充供应。……小组委员会规定的卡数和盟国间委员会所规定的相同，……参照当时英国的战时消费水平。……据认为，维持二千六百五十卡水平所需要的物资，是可以通过与一些政府协商而获得的。……
纺织品特别小组委员会的建议也是以当时英国的定量配给制度为依据的。这个小组委员会认识到，各个国家对进口物资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种类上（即需要原料还是制成品）都有所不同，但认为应当维持的最低标准……则应当大略相同。建议的标准是“保持健康、温暖和工作、效能的最低需要”。……编制了最低需要的衣服样品单，每件衣服上标明了所需要的配给票证数量。还建议总署在同各个盟国的专家代表协商之后，应当参照建议的标准来估量各国进口供应物资的需要。为了保证生活所需，采用的水平是成人每人每年要有四十二个单位的配给票证。
这一水平是参照英国当时的衣服配给标准。但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到服装分配规划付诸实施的时候，英国的服装配给量已经减少，因此联总规定的标准超过了英国当时的标准，英国非但得不到救济，而且还向联总捐助了大量的原料和制成衣服。”
关于鞋类最低需要的估计是不太宽裕的，规定为每人配给一双可以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