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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在这次莫斯科会谈中作出的一项决定，这支波兰军队于1942年初从布祖卢克转移到了塔什干附近的扬吉尤尔；同时由科特在12月和1月谈判达成了两项协议，商定由苏联政府向波兰人提供贷款，以维持大大扩充了的波兰军队和救济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当时在科特的主持下，向那些因特赦而获得自由的波兰人分配了救济物品，这些东西大都是租借法的物资。1941年12月23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苏联境内，任命十九名外交代表和他们的办事人员，以推进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尽管有了这些较为协调的气氛，苏联当局在1941年12月初重新逮捕了几个波兰领袖，包括两名犹太人社会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另有迹象表明在关于前波兰东部领土上非波兰族居民的身分问题上，正在同苏联当局发生一场新的争论。
1942年初，安德尔斯与伦敦的西科尔斯基磋商之后，拒绝了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局要他分别派几个师到前线去与红军一起作战的请求（他后来说，他不愿把他那些身体疲惫、配备简陋、还没有训练好的部队一支一支地派往前线，因为到了前线，他们很快就会被吞掉而失去作用，他宁可把他们集结在一起，直到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战斗）。据安德尔斯说，“朱可夫将军和潘菲洛夫将军对这个答复明显地不满意。”的确，这个事件预示着波苏关系的转折点，因为苏联领袖显然怀疑波兰人不肯行动是别有原因的。这一拒绝后来被俄国人解释为违反斯大林…西科尔斯基宣言的精神，特别是违反其中的第二条，在这一条里波兰人保证“与苏联武装部队并肩”战斗。从此苏联官员对苏联境内这支波兰军队的意图显然有了怀疑。并且，随着俄国人军事地位的改善，他们就不那么需要同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或伦敦的波兰政府进行合作了；照安德尔斯的说法，俄国当局不再掩饰他们在设法阻挠他组织这支军队了。
1942年3月，波兰人接到通知，说他们的口粮将被缩减到二万六千份（虽然那时他们的兵员有七万人）。斯大林在答复安德尔斯的呼吁的回电中说，采取这个措施，是由于美国参战，因而减少了经远东运到俄国的粮食供应。因此，他说，有必要“减少对不在作战的各个师的供应”，以优先满足正在作战的各个师的需要，但是，如果安德尔斯希望到莫斯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请他来。安德尔斯接受了这个邀请，3月18日，斯大林同意对俄国境内的波兰士兵供应四万四千份口粮，并让安德尔斯把他的军队的其余部分撤退到波斯。苏联当局执行这项决定时有魄力，也很有效率，3月间，在同英国官员磋商之后，就把第一批约四万名士兵和难民经由克拉斯诺沃茨克撤到了波斯。一直到8月间，经过长期交涉，包括安德尔斯乘飞机到伦敦去了一趟（这期间，他在苏联的部下的境况更坏了），他才终于又使十一万五千名波兰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撤到了波斯。安德尔斯自己也到了德黑兰。
在撤退时，安德尔斯得到消息说，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已擅离他在克拉斯诺沃茨克的职守，并带走了他所掌管的全部文件。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俄国人还占领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那些有争议的领土时，曾有一些波兰军官自愿参加红军，贝林格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初，他因在安德尔斯军队中犯了不服从上级的罪行而被调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后来他在战争时期作为红军中的一支波兰部队司令员出现时，他的那次逃离职守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二）波兰国内抵抗运动部队之间的冲突
波兰“地下政权”和“国家军”在1939年秋天成立之后的改组和活动，已经在另一卷中作了叙述。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们的活动集中于打击在波兰的德国当局和德国武装部队，并接受伦敦的波兰政府的领导，通过该政府与被占领的欧洲的其他地下组织取得协调；同时他们通过空运从西方盟国那里得到物资给养。
可是，“国家军”和“地下政权”并不是进行抗德秘密活动的唯一组织：还有一些较小的、统一不起来的集团，他们抱着不同性质的目标。有由苏维埃游击队发展而成的“人民近卫军”，他们的领袖是从俄国空降下来的，他们组织了波兰工人党，波兰工人党是波兰共产党的化名，因为在1942年1月的波兰，“共产党”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后来这个集团同一些从流亡政府和地下政权内不那么保守的政党中分裂出去的派别合作。此外还有国民民主党的武装组织“国民武装部队”，他们公开反俄，在战争后期同苏维埃游击队和各个新建立的工人政党对抗。1942年，国家军和人民近卫军之间发生了摩擦，每一方都不愿隶属于对方，共产党人指责国家军执行“等待”政策；而社会党和农民党的地下出版物则攻击波兰工人党，就象他们过去攻击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治制度一样。1943年初，波兰共产党领袖提出国家军领袖必须废除1935年宪法，并立即公开对德国人发动战斗，作为合作的条件，这时，冲突发展成为僵持局面。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将军提出了一个反要求：波兰工人党和人民近卫军的领袖应当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接受在波兰的波兰当局的领导。他还要求波兰工人党领袖明白表示他们不隶属于共产国际，不听命于某一外国。结果，没有就任何一方的要求达成协议。
波兰“地下政权”和苏维埃游击队的互不相容，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它的根子在于波兰各社会主义政党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在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波兰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曾参加过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它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敌人，参与过毕苏茨基领导下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社会党和农民党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反俄倾向，自从反俄情绪（以及反普鲁士情绪）同波兰独立的理想密切联系起来后尤其如此；因此毫不奇怪，1940…1941年间被放逐到苏联去的那些人中间有很多著名的社会党领袖。另一方面，波兰共产主义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很弱小，1937年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有几位共产党领袖在1940…1941年间重新出现，在苏联占领下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部领土上工作，但是随着德国人的入侵，他们又消失了。这样，在波兰国家军和苏维埃游击队之间产生仇恨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尽管社会党和农民党本身分成各个派别，它们总是地下政权和波兰流亡政府中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党，随着波兰的苏维埃地下武装用波兰工人党这个名字重新建立了波兰共产党后，一场宣传战就在这两个组织之间打响了。
（三）关于边界和国籍争端的初步迹象
虽然安德尔斯发现在签订1941年7月30日协定之后最初几个月内，苏联领袖比较合作，但是早在1941年11月就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认为1939年“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并入苏联仍然有效。然而，波兰人却声称波兰的边界仍然同1939年时一样，是里加条约所确定的那些边界。这些相互冲突的看法就是战争期间逐渐发生的大多数争吵的根源。
1941年11月，在驻阿拉木图的俄国将军谢尔巴科夫根据“中央当局”的命令征召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犹太族的前波兰籍公民参加红军，而不让他们参加苏联境内的波兰军之后，这个问题在波苏两国政府的外交换文中被提了出来。当波兰人提请俄国人注意这个事实时，苏联政府在1941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到苏联最高苏维埃1939年11月29日的法令，该项法令已使那些“发现自己”处于1939年11月并入苏联的前波兰领土上的人成为苏联公民。照会说，虽然苏联出于“善意和特别照顾”，把归并以前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波兰族居民看作是波兰的公民，但这并不适用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犹太人的后裔，因为波苏边界问题还“有待于将来解决”。当西科尔斯基在12月间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强烈暗示波兰流亡政府应该只管波兰人的事，不要旁及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犹太人，而且按照安德尔斯的说法，当波兰军转移到扬吉尤尔时，苏联当局曾发出过指示，禁止“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以内非波兰族的波兰国公民参加波兰军。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在12月9日的照会中阐明了波兰的立场：在1939年9月以后苏联占领时期援用苏联国籍法是违反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的。苏联政府在1942年1月5日的答复中，否认1939年有任何违反第四项海牙公约的情况，因为当时苏联并没有占领该地区，只是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结果”，把这些地区归属于苏联罢了。
1942年一年中，这场关于国籍的争论，连同波兰军官失踪问题和苏联境内波兰公民特赦执行问题的争论，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在继续进行。1943年1月16日，苏联政府在照会中说，由于波兰政府的“消极态度”，他们取消了1942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的对波兰裔居民予以特殊对待的办法，这一问题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一新的事态发展，不仅对波兰国内的波兰部队来说，是挫伤了他们的士气，而且对盟国所有各条战线上的波兰部队也莫不如此。安德尔斯描述了这一演变对他正在伊拉克训练的部下的严重影响，说：他们很明白这对于那些仍然留在俄国的人和对于那些没有被强迫迁离有争论的波兰东部领土的大多数波兰族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族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在1943年2月20日的《苏维埃乌克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攻击伦敦波兰政府的很多成员，骂他们不该反对“西乌克兰”与苏联的乌克兰合并。波兰政府于2月25日作了答复，宣称他们期望俄国恢复里加条约所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与此同时，波兰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塔德乌什·罗默尔于2月20日同莫洛托夫讨论了苏联改变态度的原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