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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虑实际贯彻执行非纳粹化措施的时候，出现了五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当初对这五个问题都清楚地加以阐述，以后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
（1 ） 哪些人该撤职？显然，头头和一切比较危险的人物必须撤掉。可是，谁该算是头头？显然不可能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拘留起来，或完全不让他们担任公职。事实上，什么是纳粹主义？特别是对那些只是为了保持职位而参加纳粹党的人该怎么处理？
（2 ）假定能把那些需要撤职的人员大致分成几种犯罪类别，那么对各个人该属于哪一类又如何来鉴定？简直不能指望他们对自己进行甄别，也不剪能指望他们甘愿静候别人来对他们作鉴定。盟军中懂德语并了解德国政治情况、有把握做甄别工作的人员也不多。倘若让德国人担任这项工作，恰当的人选怎么定？例如，不可能用德国的审判官来担任这项工作，因为所有的审判官必须是纳粹党员。反纳粹的人并不等于是当然的适当人选，而且也不能只凭他们个人的白述就接受他们。对那些自称是有名无实的纳粹党员的声明，怎么来加以鉴别？很清楚，会有许多人提出这种声明而又拿不出充分的证据。
（3 ）鉴于以前绝大多数高级行政人员都是纳粹党员（无论是通过挑选或者是为了情况所需要），把他们全部撤掉，将使管理国家的工作极端困难，尤其是在战争及其失败造成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方面要求具有很高标准。怎样找到足够的干练人员来管理国家？何况在德国投降前的设想是强调尽可能让德国人自己管理自己。
（4 ）从长远着想，对所有被撤职的人员怎样来处理？不可能无限期地把他们关起来，甚至也不可能不让他们担任公职。这样做会引起骚动，使人忘掉他们受惩罚的原因，并会在许多民主国家内引起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他们表示同情。某种大家认为公道的量罪处罚的制度必须建立起来。为了做到公平合理，各个案件需要按照普遍适用的法律条款和量刑标准来加以考虑；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反盟国自身认为一直在为之奋斗的法治原则。但是，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机构和搜集证据来审理八百万人，这是一桩庞大而又耗费时间的工作。
（5 ）而且，除非犯罪者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思想有所转变，撤除公职除达到惩罚的目的外，完全是有弊无利的。因为，有关人员只要有才干，一旦惩罚期满，在社会上还会重新掌握领导职位。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受到的处分可能一到占领结束就会煽起他们的仇恨，播下民族主义反动的种子。能够做些什么事使他们的思想有所转变呢？怎样来证明他们的思想确已转变了呢？173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采取的步骤是提出惩处战争罪行的方案。这些方案的拟订以及在纽伦堡和其他地方进行审讯的情况不属本卷范围，但是必须记住这两方面的进展情况乃是非纳粹化的主要背景。
此外，把纳粹党党卫队等组织作为它们本身就是犯罪组织而予以起诉，使彻底搞好非纳粹化工作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据决定，这些组织的成员必须看管起来，在原则问题未澄清前，不可能进行审讯。
考虑到盟国的政治家们都强调必须“根除纳粹主义”，出乎意料的是，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都认为非纳粹化是理所当然的原则，而没有试图决定确切地该做哪些事。这个原则的实际含意似乎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中才第一次详细载明，其中第六条的原文如下：
所有参加纳粹党的活动而不是挂名的党员，所有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以及所有其他对盟国目的抱有敌意者，都要撤销公职，都不得在半官办及私人企业或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这种企业或组织包括：
（1 ）市政、经济和劳动组织；
（2 ）德国政府或其附属部门拥有重大财政利益的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
（3 ）工业、商业、农业和金融业；
（4 ）教育机构；
（5 ）报刊、出版社以及其他发布新闻和宣传材料的机构。
凡有下列行为者均不得视为挂名参与纳粹党的活动，而应认为是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
（1 ）在党内及其附属组织内，或在宣传军国主义的组织内担任过地方到国家一级的职务，或以别种形式积极参与过这方面的活动；
（2 ）受权或肯定参与过纳粹的任何罪行、种族迫害或歧视行为；
（3 ）曾经公开宣称笃信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
（4 ）自愿向纳粹党或纳粹官员和领导人提供巨大的道义上或物质上的支持，或在政治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对以上各类人，不准因为行政方面的需要、方便或权宜之计，留在上列各类职业范围内。
把领袖们反复申述的内容详细地写进指令，这样认真做的原因是出于华盛顿方面恐怕军事管制当局对德国人不够强硬，这恰巧极其清楚地表明了打算进行的工作规模之广泛。如果要把纳粹分子驱逐出工业、商业、农业和金融业，驱逐出政府部门和教育、新闻事业，实际上德国人生活中将没有一处不受到影响。然而鉴于在对德国工业家们的一些审讯中透露出来的情况，很难说这样大幅度的清除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果要把工作搞得彻174 底的话。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当然是要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遵照执行的，尽管，如前所述，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意见，而下级的美军司令官们也往往自行其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计划的主要附加条款是开列出有嫌疑组织的名单，并把这些组织中各种不同职务的人员分为三类：即“必须下令逮捕”，“必须撤职”，“是否撤职尚须斟酌”。还决定那些在1937 午以后参加纳粹党的人应视为确系“挂名”党员，理由是到那个时候（纳粹党员名册由一度保密转为公开）重要的职位必须由党员掌握。这个决定虽然是合理的，但也表明问题是多么复杂，因为这样一来，盟国就不能起用那些早年参加过纳粹党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原希望该党真会实行其申明过的某些宗旨，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而脱了党。然而，在当时情况下，根据既定政策，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指令可说是制订得再好不过的了，因为这些指令给了下属官员们一个相当明确的指导。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一种不能预测和必然要变化的情况，看起来好象是不朗智的，但是任何其他安排也会大大增加立刻发生的种种矛盾。
当然，计划和现实不久就有距离了。虽然某些出名的纳粹党人转入地下，但在1945 年9 月美占区已有六万六千五百人被拘禁，同年年底，英占区有七万人被拘禁。另外，从1945 年5 月到1946 年9 月之间，在英占区有十五万六千人被撤职，还有八万六千人申请到具有禁止性质的部门工作而遭拒绝。对有关必须撤职和是否撤职尚待斟酌的指令应如何解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如找不到适当的人来代替时，纳粹党员可以留在关键岗位上，这些问题都发生了困难。7 月份，美军某一司令部发出一道命令，规定从所有这类关键岗位上撤销纳粹党员的职务，一律改为斟酌执行而不是强制执行。这分明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的规定，而巴顿将军却把纳粹党员和非纳粹党员的关系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关系进行类比，认为拒绝执行非纳粹化的指令175 是正当的。多亏在德国的美国新闻记者们直率的报道，结果在10 月间把他撤了职。有两个独特的案件引起了纷纷议论，一是法格茨先生被美方任命为不来梅市的市长，然而他曾经当过纳粹省长的柏林代表；一是原来由美方任命的科隆市市长，由于他同国社党有瓜葛受到了抨击，在10 月间被英国人撤职，理由是他在处理住房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名字是康拉德·阿登纳。这个事实正清楚地说明订下这么一个严格的标准，缺点是不少的。美军当局有好几个月拒绝把在美占区内负责运输业务的纳粹党员撤职，理由是这会引起运输瘫痪，可是当克莱将军在1945 年12 月间坚持把运输业务移交给一个在他的工作人员监督下的德国管理局来管理时，撤职的决定就执行了，并没有造成什么灾难。在英占区，粮食和农业管理处比较成功他说服其上级相信在面临当前粮食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冒着供应脱节的风险而撤销纳粹粮食采购机构（中央农业管理局），尽管从农民征购来的粮食不足，有时据说是由于担任这项工作的德国人不可靠。盟国专家们拒绝十分严格地实行非纳粹化，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意味着用业务比较生疏的新手去代替受过训练的熟手，纳粹官员并不是那么一下子就会暴露出他们的缺点的：不善于找出马脚的盟国军官们碰到显然和他们同样类型和同样背景的人，就感到为难了。
为了解决鉴定纳粹党员的问题，盟国设计出一种个人问题登记表（Fagebogen ）。如果这件事做得有些近乎是酒楼茶肆中的开玩笑，那么缺点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其目的不过是搜集判断个人情况的证据），而在于不可能立刻建立起一个制度来处理这些材料。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理由，一位军政府官员在某地呆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是例外，而新来的人每每感到难以发现他们的前任做了些什么，更不要讲为什么要做的理由了。所以德国人只得填写一连串的个人问题登记表，向每一个新来的当局递送一份，指望能有一个领导人给他们定一个确定的和公认的类别。他们的希望每落空一次，他们对盟军这种176 办法的信念就减少了一些。然而在集中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四方谈判——制订一种程序并把适当的指示传达给地方官员们以前，地方官员们对于个人问题调查表，只是向身边的公安和反间谍部门的同事们征求一下意见，以便决定暂时让这个人留在原来的岗位上或任命他担任另外的职务有无危险。而负责回答这类问题的官员们在作出回答时所掌握的证据又极不充分。个人问题调查表本身漏洞很多，很容易让填写人弄虚作假；为了堵塞漏洞，把表中提出的问题逐步增加到多至一百三十三项，盟国官员中会讲德语并熟悉德国情况的又为数很少。大多数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又不得不担负特殊的任务，于是非纳粹化的问题就照例交给那些在美国或英联邦各国公安警察部门任过职的人。如果说指导谁该撤职的原则并不总是很呢确的话，那么指定由谁来补缺的原则更是儿乎不存在了。最省事的办法是征求德国人的意见——但是妨碍盟国官员作出判断的那些因素，也同样妨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