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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最初几家官方报纸提供新闻，成立了在盟国控制下的通讯社，美占区于1945 年7 月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DANA），稍后英占区在汉堡建立了德意志报刊服务社（DPD ）。这两家通讯社都靠占领国的一家通讯社提供国外新闻，而由自己的记者提供国内新闻；这两家通讯社很快建立了交换新闻的关系。217 德意志报刊服务社通过一条直达线路从伦敦获得消息。后来私人报刊获准出版之后，这些通讯社仍然受盟国控制；当时很难在领有办报许可证的人与通讯社的负责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两家通讯社永远由政府控制。盟国要等获准出版的各报都站得住脚，然后鼓励业主联合成一个合作团体，再将通讯社移交给它。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和德意志报刊服务社先后于1946 年10 月和1947 年1 月完成这一移交工作；而这两家通讯社又于1949 年合并为德意志新闻社。
由于在四方委员会之外还有某些非官方的接触，俄国人充分了解英美对德国报刊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不是共产党人的头脑所易于理解的。俄国人对西德报刊登载批评他们的文章很恼火，而且容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敏感。然而这不过是责人严而律己宽，因为在俄国严密控制下的东德报刊经常刊登攻击西方政策的文章。很难说到底是哪一方先开始攻击的，因为这需要首先确定什么是公正的评论，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毫无可能取得一致。而且，批评开始是攻击德国各政党的政策，后来才一步步发展到攻击它们的后台盟国的政策。象英占区和美占区负责处理那些攻击占领当局文章的机构一样，四方委员会审议控诉的机构，工作进展也是缓慢的，对柏林报刊的审议则是例外。结果是，提出控诉也不见得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在相互作出某种保证之前，各方都不愿严格约束自己的报刊。由于东西方之间总的关系趋于恶化，双方所掌握的德国报刊对对方的评论也就变得越发肆无忌惮了。所有这些相互攻击，有多少是出于恶意，有多少是出于误解，则很难说；无庸置疑，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并且互相影响，愈演愈烈。
1946 年8 月20 日，英国驻柏林的司令官在军事管制总部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英文章提出了抗议。简直是不可能有的巧合，就在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英管区报刊上的反苏文章提出了抗议。这就导致克莱将军两天以后在同一个讲坛上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美文章提出抗议。一时毫无效果，于是克莱在协218 调委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是我们准许德国报纸批评每一个盟国，那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也不会任人在身上抹黑而不以牙还牙。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必然要设想四方规定再也不适用了。”几天前才担任俄方代表的库罗奇金将军回答说，他愿意并且赞成停止“这些诽谤”。在表示了这种少有的和解态度之后没几天，库罗奇金将军就不再是俄方代表了，但是协调委员会还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直到10 月12 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第四十号指令中对德国报刊所能享有的自由活动权作出了规定。这些报刊可以自由讨论德国的政治问题，评论占领国的政策，对外交事务进行如实的报道。禁止刊登下列四类文章：（1 ）助长散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2 ）散布谣言，旨在分裂盟国或挑起德国人对任何占领国的敌意的文章。（3 ）矛头指向盟国对德国问题的会议或管制委员会的决定的批评文章。（4 ）呼吁德国人采取行动反对各自的占领区总司令所实施的民主化措施的文章。对英占区和美占区的报刊来说，上述情况大多已在许可证上作了规定，予以禁止，该项法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处理会方的控诉或进行惩罚，而没有这种机构就不可能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善。然而，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机构，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四方机构往往都会陷入僵局。互相攻击是一种根本冲突的征兆，而非孤立的事件。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当局公布了一项规定：任何报纸、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如果是来自那些没有缔结互相自由交换协定的占领区，一律不得在美占区出售。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形势，因为俄国人禁止西部占领区或西柏林的报刊在其占领区内发行，却把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寄往西部。美国人提议同俄国人缔结上述协定而219 未得到响应，此后不久，他们就禁止俄占区和柏林俄管区的材料入口。英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第二节 广播
俄国人在占领柏林时控制了该市的广播电台设施，而且不多久就弄到了一班德国职工在他们监督下播送节目。但是，这些播音室位于市内划归英国管辖的区域内，发射机位于划归法国管辖的区域内，而相互连接的电缆据说要经过位于美管区的一个转换站。尽管如此，当其他盟国进驻柏林时，俄国人没有表示要放弃控制的任何迹象；他们自我辩护说，他们没有其他合适的发射机能对他们整个占领区进行广播。英国军事当局因不愿在一个尴尬的时刻甘冒发生一场冲突的风险而予以默认了。在1948 年之前，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去大胆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英管区对于站在播音室门口的俄国警卫人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位于三处的设备再加上俄国对广播节目的控制，引起了一个笑话，说柏林电台已经是四国联营的了。
在德国投降之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曾订出计划，打算使用这部德国长波发射机作为四国向全德广播的电台。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人还在继续渴望实现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计划，好象不愿承认这个似有可能的天地从来只不过是个梦境罢了。试想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员会本身的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布，怎么可能期望它就定期发布新闻公报的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而且，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让各个盟国轮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时或一天，然后再交给下一个盟国，要是这么办，那会给德国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在发射机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是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的，但是他们丝毫无意于同任何人分管。
1946 年2 月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RIAS ，美管区广播电台），进行有线广播；由于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发射机来代替有线广播。1946 年8 月英国人也在柏林装置了一部低功率发射机，220转播通过陆上通讯线从汉堡传来的节目。两个电台都未征求俄国人的同意。
但是，尽管英国的陆上通讯线要经过俄占区，俄国人却从未试图认真加以干涉（这和约束英国人不去占领俄国播音室，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人在其占领区忠实贯彻他们鼓励联邦制度的原则，为三个州中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都没有发射机。为了有可能进行发射，这些发射机使用了一个或两个在战争期间“解放出来”的频率。最初这些电台使用的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设备并且大部分由美国人员操作。虽然训练德国人员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但在几年之后美国人才放弃控制。尽管不反对广播广告，也无意于采用商业广告电台的形式。
英占区在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况的支配，就是只能选用两个波长：
三三二米和二二五点六米，后一个波长还是“合用”的（就是说，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个电台也用这个波长，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因此，不可能播送两套收听范围都很广泛的广播节目；但如果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向该占领区的一半地方播音，那么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就显得太弱了。无法照顾到其余的所有地方。汉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强的发射机实际上是完整地被占领的，而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贝格的发射机却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还能修复。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德国广播电台（NWDR ）把总部设在汉堡，播送单套广播节目。汉堡发射机与朗根贝格发射机同时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和一百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伦斯堡、汉诺威和柏林的低功率发射机都用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播送。这种解决办法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种办法过于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莱茵地区的某些人则吵嚷着要求播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而不是各地选送的共同节目）。另一方面，这种办法却能使为数有限的合格的工作人员最充分地发挥作用。由于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慷慨支援，广播电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于广播业务又能讲流利德语的英国管理官员（报刊方面却未能聘到类似人员）；尤其是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中心技术部应深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当时成立了221 一个德国工作人员的班子并精心加以培训，以便于该系统迅速发展；到1946 年底，已经在酝酿着把控制权交还德国人的形式问题了。一方面，由于缺少波长（如果不缺少其他什么的话），不可能考虑播送商业广告节目的电台；另一方面，为了将来，人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防范措施，防止政府利用这个系统作政治宣传（这种情况甚至在1933 年之前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关于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章程问题，曾同占领区咨询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会、各政党的领导人、教育家、教会人士、工会干部、报纸编辑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和演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在讨论的各个阶段，总要征求布雷多博士的意见，而他也直抒己见。布雷多博士是德国广播界的里思，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辞去了职务。
1947—1948 年间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作为军政府的一项法令来颁布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结晶。
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成立一个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其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当选，而不能以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名义当选。要找到没有公开参与政党活动的知名人士，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困难些；就是有意放过机会不发表个人观点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如果让州政府去委任的话，章程中又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排除把政党支持者塞进该理事会的可能性。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进选任务交给一个评议机构，其成员是根据职权来选出的，不仅包括各州总理而且包括文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首脑。当然，如果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一个组织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就是再别出心裁，最终也无法把政治排除于这个组织之外。有人可以这样说，在那种形势下，本来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认不可避免的现实，规定各党派有适当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却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蚀，因为它对这类弊端出现的可能性总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向德国人反复灌输党派之争要适可而止的思想，而且似乎有意识地要使之形成制度，以便沿着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