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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熹四年（161年），财政危机爆发，刘志下诏令公卿以下的公职人员全部减薪，并向王侯借一半的租税。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第二年甚至连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也接到了减半俸的命令。
快入冬的时候，虎贲、羽林卫士们都在等着换冬天的军服，却接到命令说，凡在营地值勤站岗没有外出任务的都不换装（住寺不任事者勿与冬衣）。朝廷里公卿以下各级公职人员的官服，原本也是朝廷供给，因帝国财政困难，当年的冬衣全部减半供给。
刘志没有想到，好不容易从梁家人手里夺回来的天下竟然是这样的，大司农卿作为财政部门的主管，天天愁眉苦脸，一见着皇帝就诉苦，刘志烦得干脆不见他。管理皇家财务的少府寺那边，虽然情况稍好，但也紧紧巴巴，刘志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憋屈，既不能花天酒地，也不能大手大脚。
宦官和朝官士人们还在继续开打，把刘志夹在中间。好在刘志是一位平衡术大师，也是抹稀泥高手，同时又能装猪扮虎，他今天哄哄这个，明天吓吓那个，总之让谁都不能太得势，又让他们觉得皇帝始终站在自己这一边。
“五侯”过于得意时就收拾他们一下，士人风头起来了就培植新的宦官来压朝臣。在一系列平衡手段付诸实施以后，他对“梁党”突然也有了新看法，何不启用他们，把局面搅得更丰富些？于是，“梁党”成员陆续被启用，梁冀伏诛后被免官的胡广、韩演等人回到了朝廷，胡广担任太中大夫，韩演任司隶校尉。
不仅国事衰败，人事颓唐，连老天爷也跟刘志作对。延熹五年（162年），从正月里开始，皇宫和多处陵园发生了神秘的连环大火。
先是这一年的正月，南宫一个叫丙署的地方起火。紧接着四月的一天，埋葬着安帝的恭北陵东门起火，大火还没有灭，位于宫内的虎贲寺掖门也起火。五月，殇帝康陵园寝发生火灾。七月，南宫承善门内发生大火。
从正月到七月，共发生了六场大火，这些大火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多数人已习惯于把这些突发事件与五行、天道、神秘预言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事件不是人为而是天意。
这还不算，四月里洛阳发生了地震，虽然震级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破坏，但与那些神秘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就更加令人惶惶不安了。
还是四月，一匹惊马和一头从御苑中跑出来的大象居然闯进了皇宫，这两个家伙在宫内横冲直撞，引发了更大的不安。在五行学家们看来，失控的马预示着“马祸”，是政治衰败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附会，起码这一次不是上天的预言，而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联系到洛阳发生的地震，这次惊马和惊象事件很可能是地震的前兆。
后来又发生了更令人恐慌的事，延熹七年（164年）的一天，在德阳殿的御座上竟发现了一条大蛇。蛇是有鳞甲的动物，五行学家认为蛇预示了甲兵之灾。
刘志是东汉诸帝中最信五行学说和神秘预言的一个，这些事接连发生，让他心情沉重。更让他感到恶心的是，在野王山上发现了死龙。
延熹八年后，各种灵异现象发生的频率更高，不断出现神秘大火，一会儿这里地震，一会儿那边的河水原来清的突然变浑，原来浑的突然变清。
还有一次，是延熹九年三月，京师洛阳的居民突然发现夜空中有一团火光在飘动，看到的人无不感到恐惧。
如果是现在，这一现象将成为UFO爱好者探究的对象，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上天在表达某种感受。
桓帝被这些事搞得很疲惫，中兴之事早被置于脑后，现在桓帝想，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好每一天就谢天谢地了。
这就是刘志最后的日子，他才三十多岁，享受着人间最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享受着最高的权力，但他的生命活力还比不过一个农夫山民，他被周围的一切折磨得无比虚弱。
他终于死了，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言，没有留下爱和恨。更要命的是：没有给帝国留下一个小太子。
桓帝刘志驾崩于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以太尉陈蕃为首的内外朝官员一致尊皇后窦妙为皇太后“临朝”，主持帝国的工作。
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先皇帝驾崩，皇后升格为太后，临朝，酝酿新皇帝人选，太后和外戚总揽朝政。
程序确实如此，但不同的是，这次主角换了，太后和外戚不姓梁而姓窦。
在太尉陈蕃和皇后的老父窦武一手策划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解渎亭侯刘宏登上皇位，这就是灵帝。刘宏是个亭侯，比刘志的县侯矮了一级；刘宏本年十二岁，比刘志当年小了三岁。陈蕃和窦武联手之后，势力很强大，朝野上下无不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一鼓作气，铲除日益不得人心的宦官集团。但是，在这一轮拼死较量中，宦官们再次占得上风，陈蕃、窦武被杀，以曹节、王甫、侯览、张让为代表的新一代宦官重新把持了朝政。
大约在刘宏登基前后，曹嵩重新回到了洛阳，随后目睹了陈蕃、窦武被宦官诛杀的事件。此时距离他返回谯县守孝大约已有十年。
这时，朝廷中有大批官员因为受到陈蕃、窦武事件的诛连而被罢官。宦官们不断以灵帝的名义发布新的任命诏书，当然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心腹和亲属，同时，还有胡广、桥玄这样政治上相对温和的士人。曹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大司农卿的，这个任命远远超出了曹嵩的预期。
曹嵩被宦官阵营重用，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近年来的多次流血事变中，他都是局外人，与各派没有瓜葛；二是朝廷官吏在短时间内大量减员，虽然宦官也任用了不少亲信作补充，但维护帝国的正常运行更需要一些专业型官员；三是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尽管大长秋已去世多年，现在的宦官大多与大长秋没有多少私人来往，但作为前辈，曹腾的威名仍在。
大司农卿是九卿之一，正部级官员，负责帝国的经济工作，农业、水利、仓储、手工业、商业流通都管，同时还是帝国的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除皇室之外的财政支出都由大司农卿来调配。从灵帝永康二年（168年）开始，曹嵩在这个职位上供职多年。
【二、不安分的太学生】
熹平元年（172年），曹操即将年满十八岁，曹嵩决定让他到洛阳来，进太学读书。于是，曹操第一次远离故乡谯县，来到了京师洛阳。
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各级公职人员的培养基地，太学是所有读书人心中向往的地方。前朝初建太学时，规模仅五十人，后来逐渐扩大到三千人，王莽时更是扩大到上万人。太学归九卿之一的太常卿管辖，太学的老师称为博士，太学的校长称为博士祭酒。“祭酒”就是在社交活动中担当首席的那个人，如“军师祭酒”，就是首席军师，也就是参谋长。
太学招生实行推荐、考试加保送的办法。地方上以郡为单位可以推荐本地优秀学子入学，有固定的名额。此外，在当时组织的一种明经考试中，凡取得优异成绩的，也可以入太学学习。保送的对象是公卿官员之子，品秩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可以送一名子弟到太学学习。曹操入太学，走的就是这条路。
从熹平元年（172年）到熹平三年（174年），曹操一直在太学学习。这里的教育完全按照儒家经学标准模式进行，重点讲授五经，又按五经家法的不同，分别设立不同的专修方向，类似于不同的系。
这些系不教别的，教的都是经学，太学其实就是经学院。
但曹操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偏科生。在校期间，他的兴趣一是博览杂书，另一个就是广交朋友。
这个高干子弟、亿万富翁家的长子、从沛国谯县来的小个子青年，以他的爽朗、率直、慷慨和好交往赢得不少同学的好感，很快成为太学里的活跃分子。
这些同学有依靠家庭背景入学的，也有不少是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优秀青年，能跻身太学，个个都不简单。
这些人带来了各地的新闻，有奇谈怪事、风土人情，也有山川风物、历史传说，曹操最喜欢跟大家聊这些话题。
关于曹操的太学生活，史料实在太匮乏，但从零星的记述中，可以推测曹操在此期间可能接触过下面这些人：
王俊（也作王隽），字子文，汝南郡人，与曹操关系最好，后来，王俊避乱到武陵郡，曹操征刘表时他刚好去世。曹操曾经亲自到河边祭奠他。
周颀、周昂，来自于会籍郡的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扬州刺史部有一定势力。多年以后，他们在关键时刻曾支持过曹操。
刘勋，字子台，琅邪郡人，后来做过沛国建平县长、扬州剌史部庐江郡太守等，最后归附曹操。
许攸，字子远，南阳郡人，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交际很广，后来与袁氏兄弟关系尤其密切，官渡大战时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
张邈，字孟卓，东平国寿张县人，家境富裕，年龄稍大，是一个侠士，一边上学一边交结各路英豪，后来与袁绍、曹操的关系均很密切。
还有一个人，曹操总想结交他，但没有成功。这个人叫宗世林，南阳郡人，是太学里的学生明星，曹操主动找他想交朋友，但他却对这个宦官养子家的后人不感冒。
在一次聚会上，曹操和宗世林都在，曹操一直想跟宗世林说话，但没有机会。后来宗世林起身离席，估计是上洗手间，曹操抓住机会跟上去，拉住宗世林的手，想与他交往。但宗世林一点情面都不留，表示拒绝。
这件事在曹操的心里留下了伤害。越是心里自卑的人，越渴望别人的尊重。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曹操当了司空，让人把宗世林找来，接到许县。
曹操说：“这一回可以交个朋友了吧？”
宗世林回答：“松柏之志犹存。”
这件事记录在《世说新语》里，它说明，太学读书期间的曹操，多么渴望交结更多的人，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是一个舆论可以左右一切的年代，就连炙手可热的宦官们，有时也不得不向舆论低头。
曹腾的生前好友桥玄此时担任司空一职，是外朝的领袖之一。因为祖上的关系，曹操到桥前辈家去的比较多，桥玄对这个年轻人格外器重。
桥玄字公祖（不是那个大乔、小玄的父亲乔玄），是梁国睢阳县人，他是从县政府科长（功曹）一路干上来的实务型官员，一生廉洁自守。
桥玄善于评点人物，在清议界拥有一定声望。桥玄第一次见到曹操，就觉得这个青年很不一般，他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意思是：现在天下将要大乱，不是经邦济世的人才是不可能使天下安定下来的，能够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你了。
桥玄还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意思是：我见过的天下名士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
这是极高的评价。显然一个六七十岁的大名士兼朝臣领袖不需要对一个不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