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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咽嗛切”，而焘删去不载，则有所遗漏。甚至“犛”字本“里之切”，而误作“莫交切”；“氂”字本“莫交切”，而误作“里之切”：颠倒错乱，全乖其本义、本音，尤为疏舛。顾其书易於省览，故流俗盛行。明人刊《文献通考》，又偶佚此书标题，而连缀其前后《序》文於徐锴《系传》条下，世遂不知焘有此书。明陈大科作《序》，竟误以为许慎旧本。茅溱作《韵谱本义》，遂推阐许慎《说文》所以始於“东”字之意，殊为附会。顾炎武博极群书，而所作《日知录》，亦曰：“《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是虽知非许慎书，而又以焘之所编误归徐铉。信乎考古之难矣！
△《续千文》·一卷（通行本）
宋侍其良器撰。良器里贯未详。官左朝散大夫，知池州军事。是编皆摭周兴嗣《千字文》所遗之字，仍仿其体制，编为四言韵语，词采亦颇可观。其孙尝刻石浯溪。后有乾道乙酉乡贡进士谢褒《跋》。
△《四声篇海》·十五卷（通行本）
金韩孝彦撰。孝彦字允中，真定松水人。是编以《玉篇》五百四十二部依三十六字母次之，更取《类篇》及《龙龛手镜》等书增杂部三十有七，共五百七十九部。凡同母之部，各辨其四声为先后。每部之内，又计其字画之多寡为先后，以便於检寻。其书成於明昌、承安间。迨泰和戊辰，孝彦之子道昭改并为四百四十四部，韩道昇为之序。殊体僻字，靡不悉载。然舛谬实多，徒增繁碎。道昇《序》称：“泰和八年岁在强圉单阏。”考泰和八年乃戊辰，而曰强圉单阏则丁卯矣。刻是书者又记其后云：“崇庆己丑，新集杂部，至今成化辛卯，删补重编。”
考崇庆元年壬申，明年即改元至宁，曰己丑者亦误。道昭又因《广韵》改其编次为《五音集韵》十五卷。明成化丁亥僧文儒等校刊二书，合称《篇韵类聚》。
“篇”谓孝彦所编，以《玉篇》为本。“韵”谓道昭所编，以《广韵》为本。二书共三十卷。较之他本，多《五音类聚径指目录》，馀无所增损云。
△《六书溯源》·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杨桓撰。桓有《六书统》，已著录。《六书统》备录古文篆籀，此书则专取《说文》所无，或附见於重文者录之。《六书统》所载古文，自凭胸臆，增损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书，皆《说文》不载之字，本无篆体，乃因后世增益之讹文，为之推原作篆。卷一以会意起，仅一十一字。次指事，仅十四字。
合转注为两卷。其卷三至卷十二皆谐声字。独阙象形一门。名曰六书，实止五也。
桓好讲六书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说皆妄生穿凿，不足为凭。其论指事、转注，尤为乖异，大抵从会意、形声之内以己见强为分别。故其指事有以形指形、以注指形、以声指形、以意指形、以声指意之属。其转注有从二文、三文、四文及从一文一字、从二文一字、从一文二字之属。盖字学至元、明诸人，多改汉以来所传篆书，使就己见，几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导其流，周伯琦扬其波，犹间有可采，未为太甚。至桓与魏校而横溢旁决，矫诬尤甚。是固宜宣诸戒律，以杜变乱之源者矣。
△《增修复古编》·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吴均撰”。但自署其字曰“仲平”。不著爵里，亦不著时代。其《凡例》称注释用黄氏《韵会》，而书中分部全从周德清《中原音韵》，则元以后人也。初，张有作《复古编》，辨别篆隶之讹异，持论甚平。又惟主辨正字画，而不复泛引训诂，其说亦颇简要。均乃病其太略，补辑是编。所分诸部，皆以俗音变古法。而所载诸字，又皆以古文绳今体。其拘者，如“童子”必从人作“僮”
之类，率滞碍而不可行。其滥者，如“仝”字之类引及道书，又芜杂而不尽确。
所分六书尤多舛误。如“艐”字为国名，“孙”字为人姓，“阶”字训等差，“宾”字训客，“环”字训绕之类，皆谓之假借，则天下几无正字矣。其书自平声至入声，首尾完具，而每韵皆题曰上卷。殆尚有下卷而佚之。然其佚亦无足惜也。
△《蒙古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言语不通，非译者无以达其志。今详定译语一卷，好事者熟之，则问答之间，随叩随应，而无鲠喉之患”云云。似乎元代南人所记。然其书分类编辑，简略殊甚，对音尤似是而非，殊无足取。
△《华夷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讲火源洁奉敕撰。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史源洁，字之讹也。前有刘三吾《序》，称“元初未制文字，借高昌之书，后命番僧造蒙古字，反复纽切然后成文，繁复为甚。翰林侍讲火源洁乃朔漠之族，遂命以华文译之。声音谐和，随用各足”云云。其分类编辑，与《蒙古译语》略同，而差为详备。然粗具梗概，讹漏孔多。《钦定元国语解》已有成书，源洁此编，直付之覆瓿可矣。《读书敏求记》又别载《华夷译语》二卷，云为回回馆所增定。今虽未见其本，然明人於翻译绎之学，依稀影响，十不得一，其书亦可想像而知也。
△《篇海类编》·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旧本题“明宋濂撰，屠隆订正”。濂字景濂，浦江人。元至正末召为国史院编修官，不就。洪武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事迹具《明史》本传。隆字长卿，鄞县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明史·文苑传》附见《徐渭传》中。其书取韩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类编次，舛陋万状。无论宋濂本无此书，即以所引之书而论，如田汝耔、都俞、李登、汤显祖、赵铭、章黼、杨时乔、刘孔当、赵宧光，皆明正德至万历时人，濂何从见之？至於以赵捴谦列林罕、李阳冰间。既有一“郑樵”，注曰“著《六书略》”，又有一“郑渔”，注曰“字仲明，夹漈人”。他如以《玉篇》为陈新作，以《韵会笺》为黄绍作，以高似孙为高衍孙，以《洪武正韵》为毛晃作，以《古文字号》为马融作、郑玄注，以《五声韵》为张有作，以《别字》十三篇为孙强作，以《六书精蕴》为孙愐作，殆於醉梦颠倒，病狂谵语。屠隆虽不甚读书，亦不至此，殆谬妄坊贾所托名也。
△《童蒙习句》·一卷（通行本）
明赵捴谦撰。捴谦有《六书本义》，已著录。焦竑《笔乘》载捴谦著书十种，此书居第八。惟《六书本义》及《学范》行世，馀书则邱濬、李东阳、谢迁先后访於岭南不获。则此书为明人所未见，亦仅存之本矣。其例凡列一字，必载篆、隶、真、草四体。然小篆及真书各有定格，而隶、草变体至多，不能赅备，姑见崖略而已。捴谦本以小学名，此则乡塾训课之作，非其精义之所在也。
△《从古正文》·五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黄谏撰。谏字世臣，兰州人。天顺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坐与石亨交，谪广州府通判。其书考正字画之讹，以《洪武正韵》隶字，每字大书正文，而分疏训诂，注“作某某非”於其下。所推论六书之义，未尝不确。而篆变八分，八分变楷，相沿既久，势不能同。故楷之不可绳以小篆，犹小篆之不可绳以籀文。谏乃一一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态，重译乃通。而究其底蕴，实止人人习见之《说文》九千字，非僻书也。无裨义理，而有妨施用。所谓其言成理而其事必不可行者，此类是矣。
△《六书精蕴》·六卷、《音释》·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书《自序》谓“因古文正小篆之讹，择小篆补古文之阙”，又谓“惟祖颉而参诸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云云。然字者滋也，辗转滋生如子孙之於祖父，血脉相通而面目各别。
校必以古文正小篆，是子孙之貌有不似祖父者，即谓非其子孙也。又择小篆以补古文，是子孙之貌有偶似其祖父者，即跻之於祖父之列，以补其世系之阙也。元以来好异之流，以篆入隶，如熊忠《韵会举要》所讥者，已为骇俗。校更层累而高，求出其上。以籀改小篆之文，而所用籀书都无依据。名曰复古，实则师心，其说恐不可训也。末附《音释》一卷，乃其门人徐官所作，以释注中奇字者。书有难解，假注以明。而其注先需重译，则乖僻无用可知矣。
△《集古隶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方仕撰。案是时有二方仕。一为固始人，正德戊辰进士。一即此方仕，字伯行，宁波人也。其书以汉碑隶书分四声编次，全袭宋娄机《汉隶字源》而变其一、二、三、四等目，以《千字文》“天地玄黄”诸字编之，体例甚陋。又摹刻拙谬，多失本形。前有嘉靖丙戌市舶太监赖恩《序》。盖仕为恩题射厅榜，恩因为损赀刻之。又有浙江进士章滔《序》，亦颂恩之功，盖均不足道云。
△《石鼓文音释》·三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第一卷为《石鼓古文》，第二卷为《音释》，第三卷为《今文》，《附录》则自唐韦应物至明李东阳所作石鼓诗，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称东阳尝语慎，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东阳旧本录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时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冯惟讷《诗纪》亦据以载入《古逸诗》中。当时盖颇有信之者。后陆深作《金台纪闻》，始疑其以补缀为奇。至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六辔”下“沃若”二字。“灵雨”上“我来自东”
四字，皆慎所强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与《小雅》同文。又鼓有”
”文，郭氏云恐是｛白大｝字，白泽也。慎遂以“恶兽白泽”入正文中，尤为欺人明证。且东阳《石鼓歌》云：“拾残补阙能几何？”若本有七百馀字，东阳不应为是言云云。其辨托名东阳之伪，更无疑义。今考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维鱮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於轼者妄。又韩愈《石鼓歌》有“年深阙画”之语，则称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
△《六书索隐》·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自序》谓“取《说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