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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顾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馀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馀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於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上碑》，本无刻石年月，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且未考开成无六年；一曰《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视之未审，误以为无押字；一曰《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本行书，而炎武以为正书，本题孙崇望书，而炎武失载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后汉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一曰《后汉州从事尹宙碑》，书“钜鹿”为“钜鏕”，证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钜鏕”，炎武误谓不当从金。案《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属，炎武诚为武断。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当从阙疑。《金石文跋尾》所释，亦未为至确。
至於“钜鹿”之“鹿”，自《史记》以下古书，皆不从金，《说文》亦不载”
鏕”字，自《玉篇》始载之。其为顾野王原本，或为孙强所加，或为宋大广益会《玉篇》所窜入，已均不可知。然其注曰钜鹿，乡名，俗作“鏕”，则从金实俗书，具有明证。北朝多行俗字，《颜氏家训》尝言之，此书亦颇摘其讹。北魏人书，似不可据为典要。《广韵注》尤不甚可凭，如开卷“东”字注，谓东宫，复姓。齐有大夫东宫得臣，亦可据以驳《左传》乎？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伪，谓不足侪於二雅，未免勇於非古。释校官之碑，谓东汉时有校官，亦未免疏於考据。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石经考》·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考石经七种，裴頠所书者无传。开元以下所刻，亦无异议。
惟汉魏二种，以《后汉书·儒林传》之讹，遂使一字，三字、争如聚讼。欧阳修作《集古录》，疑不能明。赵明诚作《金石录》，洪适作《隶释》，始详为核定，以一字为汉，三字为魏。然考证虽精，而引据未广，论者尚有所疑。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较。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
尤为发前人所未发。至於洪适《隶续》尚有《汉仪礼》一碑，《魏三体石经》一碑，又《开封石经》虽已汨於河水，然世传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则千虑一失耳。
△《石经考》·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声韵源流考》，已著录。石经之沿革异同，唐宋以来，论者龃龉不一。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说为《石经考》，实有创始之功。斯同是编，悉采炎武之说，又益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诸家之论，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亦间附以己见。虽不若杭世骏《石经考异》之详辨，而视顾氏之书，已为较备。且炎武详於汉、魏，而略於唐、宋。斯同则於唐、宋石经引据特详。又斯同虽在世骏前，而世骏作《考异》时，未见此书，故此书之所详者，《考异》或转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
△《来斋金石考》·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录金石之文，尝游长安，求得汉甘泉宫瓦于淳化山中。又携拓工历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当时称其好事。是编乃总录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汉十九，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据目见者书之。
中间辨证，大抵取之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而颇以己意为折衷，多所考据。又录唐诸帝御书碑十四种，独斥武后不与，亦深合排抑僣伪之义。惟首列夏禹《岣嵝碑》，载其友刘鼇石说，谓当在祝融峰顶，未免失之好奇。又於各碑后载入赋咏诗篇，亦非欧、赵以来题跋之体。特其搜罗广博，鉴别尚颇详审，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嵩阳石刻集记》·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叶封撰。封字井叔，黄州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编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县时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考此书初出之时，顾炎武、潘耒皆尝议之。炎武之言曰：“《开母庙石阙铭》‘重曰’二字出《楚辞·远游篇》，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也。井叔误以为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案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镌，益明其非纪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后魏中岳庙碑》，今在登封县。天宝十四载少林寺《还天王师子记》，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记》不知何以遗此？”
其说诚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记》，采此记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昣《说嵩·金石类》，亦全用此记。古今金石之书，其备载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隶释》、《隶续》，在明惟陶宗仪之《古刻丛钞》，朱珪之《名迹录》，都穆之《金薤琳琅》。在国朝惟顾炎武之《求古录》，陈奕禧之《金石遗文录》，叶万之《续金石录》。其馀不过题跋而已。此书录取碑文，便於参考。《汉嵩山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之《则天封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欧阳、赵、洪皆失载，而此记能收之。洪书但载汉魏，欧、赵二录仅迄五代，此书载及宋、金、元、明。东魏嵩阳寺碑文东讹柬，矩讹短，驯讹巡，苑讹菀，洋讹庠，此书能是正之。王士祯《蚕尾集》有封墓志，称其精《尔雅》、《说文》训诂，工於篆隶。又称其手辑《嵩志》二十一卷，复旁求汉、唐以来碑版文字，别为《石刻集记》二卷。辨证精博，人比之刘原父、薛尚功，则当时亦重其书矣。
△《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兴人。嘉兴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后有朱彝尊《吉金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归於光暎，遂裒辑所得，集诸家之论而为此书。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复序，称其不减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间有参差搘拄，且无论说，不及此书之有条理。
而《吉金贞石志》久无成帙，或疑彝尊当日本未成书，然此书内乃有引《吉金贞石志》一条，则或存其残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采金石之书凡四十种，文集地志说部之书又六十种，可谓勤且博矣。惟於《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於《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续考》，是为漏略耳。自昔著录金石之家，皆自据见闻，为之评说。惟宋陈思《宝刻丛编》，则杂取《金石录》、《复斋碑录》诸书，薈稡为之。是书亦同此式，每条下各注所出之书，间有光暎自识者，什一而已。金石著录之富，无过欧阳、赵、洪三家，而是书於《隶释》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录所引亦不甚详。至《隶续》暨娄机《汉隶字原》则皆未之及。盖诸书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是书则以品评书迹为主。故於汉隶则宗郑簠之评，於唐碑则取赵崡之论。虽同一著录，而著书之宗旨则固区以别矣。
△《分隶偶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经撰。经字授一，号九沙，鄞县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是编上卷首作书法，次作分隶书法，次论分隶，次论汉、唐分隶同异，次汉魏碑考。下卷为古今分隶人名氏，始於程邈，终於明末马如玉。自邝露以前，皆引据诸书。惟如玉不著载何书，则经所自增矣。集录金石之书，梁元帝所辑不可见。
欧、赵以下，罕有论及分隶笔法者。经所录颇详晰有门径。所列汉、魏诸碑虽止所有二十一种，而考证剔抉，比诸家务多者亦较精核。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各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以八分为隶，赵明诚已讥之。国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井汉碑无不名八分，以楷为正书，正恐仍蹈欧阳之失。其说亦明白可据也。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著录。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题跋》，以辨别真伪，然芾精於赏鉴，特据其笔迹以意断之而已。虽锱铢不爽，究未能确指其所以然也。大观中，黄伯思作《法帖刊误》，始援据史籍，订其舛迕，徵实有据，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顾从义更细勘其字画曲折，如姜夔校《兰亭序》之例。国朝何焯更摭姜夔《绛帖平》，增注其上，而徐葆光又杂采诸书附益之。於是《阁帖》之得失异同，渐以明备，澍作是编，复研究诸说，衡其当否，兼米、黄、顾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传正讹误，以笔迹辨依托，而行款标目，以及释文之类，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为十卷。又别为《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阁帖》之缘起，及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笔法一卷，并附其后。虽其考正鉴别，析疑辨讹，不足窥钦定《释文》之万一，而大辂之造，肇自椎轮；泰山之高，不辞土壤。如是编者，固亦不妨旁资参证尔。
△《竹云题跋》·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皆其临摹古帖题跋，裒合成编。澍本工书，故精於鉴别，而於源流同异，考证尤详。如论《西岳华山庙碑》郭香察书为校勘刻石；锺繇《荐季直表》祝希哲误作焦季直，及繇结衔与史异；《兰亭序》派别；《圣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鲊帖》释文误作十九字；《瘗鹤铭》非顾况亦非陶弘景；同州《圣教序》称龙朔三年，时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伪题遂良名；遂良《高士赞》误题永徽二年为甲寅；岳珂跋《宝章集》误以“窦臮”为“窦泉”；《朱巨川诰》非徐浩书；李阳冰《缙云城隍庙碑》篆文讹字；《灵飞经》非锺绍京书；裴耀卿等奏状非耀卿书；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颂乃用王献之事；颜真卿《宋广平碑考异》《乞米帖》所称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颜；《争坐位帖》年月顾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侄文》、《告伯父文》结衔与史异；《江淮帖》为集字伪作；《李绅告身》与史异；《叶慧明碑》非韩择木书撰。皆引据有根柢。惟谓褚遂良书出於《曹全碑》，则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
又排郑簠、蒋衡，而自称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轻之习焉。
△《金石经眼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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