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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恩·杰奎斯将我们引入了会议室，会议室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男士吸烟俱乐部。6个瑞士法国佬围着一张长长的玻璃会议桌而坐，个个身穿传统的商务套装，要么手上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要么面前的烟灰缸中放着一根正在燃着的香烟。从上到下，整个屋子弥漫着巨大的烟云。
接着，我看到了卡明斯基。他正坐在这几个法国佬中间，头上顶着那头犹如动物死尸般恶心的假发。一张肥胖的圆脸上挂着谄媚的假笑，看着就是一副欠揍的样儿。刹那间我都打算请他离开会议室，但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好还是要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我决定不在瑞士开展业务。
闲聊了几分钟后，我说：“我对贵国的银行保密法十分好奇。在美国时我从律师那儿听到了很多互相矛盾的条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贵行会与美国政府合作？”
卡明斯基回答道：“这可是在瑞士做生意的最大优点——”
我打断了他，“加里，如果我对你就此问题的看法感兴趣，那么我他妈的——”我意识到这些瑞士机器人很可能不喜欢我粗话连篇的讲话风格，所以我赶紧打住。
接着，我谦逊地说道：“很抱歉，各位——加里，等我们回纽约后我会洗耳恭听的。”
这些瑞士法国佬们笑笑，点点头，潜台词就是：“是的，这个卡明斯基真是愚不可及。”但此刻我想得更多。很显然，如果我决定与该银行做生意，那么卡明斯基就能拿到一笔介绍费。否则他犯得着这么急着来打消我的顾虑吗？起初我以为卡明斯基只不过是个喜欢显摆自己学识渊博的笨蛋罢了。华尔街上可不乏这类人，人送外号“半吊子”。但现在我坚信，卡明斯基此行是奔着钱来的。如果我真的在这家银行开立一个账户，那么通过介绍人费用的收据就能被得知。这就是问题所在。
吉恩·杰奎斯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卡明斯基先生对于此类问题一向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有点奇怪，因为您的决策对于他的收益或损失毫无影响。他将您带到本行，我们已支付了些许介绍费。不管您是否决定与我行合作，这对卡明斯基先生的口袋没有丝毫影响。”
我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我发现了有趣的一点：索雷尔讲话时并不用祈使句。他的英语十分地道，对习语、俚语等也运用自如。
索雷尔继续说道：“但就您的问题而言，仅当被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亦属犯法时，瑞士政府才会与美国政府合作。比如说，瑞士没有与逃税相关的法律，因此，如果我们收到了美国政府就此问题提起的请求时，我们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
“索雷尔先生所言完全正确，”银行副总裁说道，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着一副眼镜，好像叫皮埃尔什么什么，“我们对贵国政府可没有太大的热忱。希望您不要误将此话当成冒犯之语。还是那一条，仅当被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属于刑事犯罪——或者，按您的话说是重罪时，我们才会与美国政府合作。”
紧接着又一个皮埃尔插话进来，这个家伙更年轻些，但头顶上光秃秃的。他说：“您将会发现，与贵国相比，瑞士的刑法要自由得多。贵国的很多重罪在瑞士却远非如此。”
我的天哪！“重罪”这个词足够让我浑身打冷战的了。事实上，我事先设想的使用瑞士银行作为代理人的想法纰漏百出，这一点已非常明显了，除非……噢，代理人这一做法在瑞士合法吗？我脑海里盘算着这一做法的可能性。我强烈怀疑这一点，不过我得等到和索雷尔私下会谈时再问。我笑着说：“噢，对这类问题我可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绝对无意违犯美国任何一项法律条款。”这可是句赤裸裸的谎言，但我就喜欢这种讲话方式。毕竟，谁会在乎我说的这一堆废话呢。不知为何，这使我更喜欢待在瑞士了。我继续说道：“我是代表我和丹尼两人讲这些的。您知道，我们之所以想把钱存在瑞士，唯一的理由是保护财产。我最担心的一点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会被起诉——我得补充一下，是错误地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想知道，或者更直白地讲，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无论何时贵行都不可将我的钱，哪怕是一分钱，转给一位美国公民，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对我提起民事诉讼的人。”
索雷尔笑了，“我们不仅不会这么做，而且我们甚至不认可任何所谓的民事问题。即便我们收到了贵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个民间监管机构的传票，我们也绝不会与他们合作。”接着，他想了一下又补充道，“即便所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法律中为重罪，我们也会这么去做。”他点点头，直奔主题，“即便这样我们也不会与他们合作！”他阴险地笑了笑。
我赞许地点点头，然后扫视了这个房间。除了我，似乎人人都对事情的发展方式很满意。但我可是一点兴致都没有。索雷尔最后一句话触到了我的痛处，我的大脑马上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事情很简单：如果瑞士政府拒绝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那么证券交易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律师办公室提起犯罪调查请求。说来说去我都是死路一条！
我开始在脑海里设想可能的场景。证券交易委员会90％的案子都是在民事层面上解决的。只有当证券交易委员会感觉极其异常时才会将案子转至联邦调查局进行犯罪调查。但是，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无法展开调查——如果他们的工作遭到瑞士人的阻碍——那么他们如何能确定哪些属于异常情况，哪些不是？事实上，我正在做的事情中，大部分根本就没这么可怕，不是吗？
我做了个深呼吸，说道：“噢，这些听起来倒挺公道的，不过我想知道，美国政府怎么会知道该锁定哪家银行，我是说，他们怎么知道该往哪家瑞士银行发传票？这些账户均没有户名，只是以数字做代码。因此，除非有人给他们透露消息”——我忍住不看卡明斯基——“告知他们您把钱放哪儿，或者除非您太不小心，留下了某种书面上的把柄，否则他们怎么会知道从哪家银行开始查？他们犯得着猜您的账户号码吗？瑞士的银行有1 000家，每一家可能有10万个账户，加起来就有几百万个拥有不同账户代码的账户了。这就好比是大海捞针，根本毫无可能的。”我将目光直接对准了索雷尔。
沉默了一会儿，索雷尔回答道：“这又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回答这一问题前，我希望您允许我先给您简短地上一堂瑞士银行业的历史课。”
这倒不错。了解过去的历史非常重要，这正是过去我和阿尔·艾布拉姆斯早餐会谈时他向我灌输的思想之一。我点点头说：“请讲。我对历史着实感兴趣，尤其是当它与我面临的情形有关，即考虑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里做生意时。”
索雷尔笑着说：“代码式账户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尽管作为保护客户隐私的方式之一，所有的瑞士银行的确都会为客户提供这一服务选择，不过每个账户都会与名字进行捆绑，并在银行记录中进行保存。”
说完后，我的心猛地一沉。索雷尔继续说道：“很多年前，那还在‘二战’以前，事情可不像现在这样。您知道，那时，瑞士银行家采取的标准做法是，开立账户，账户不与姓名挂钩。一切都基于个人交情与私下交际。很多账户都是以公司名称开立的。但和美国公司不同的是，这些公司没有名头。换句话说，谁真正持有公司的股票就被视为合法所有人。”
“但接着，阿道夫·希特勒和卑鄙的纳粹党来了。这是我们历史上很不幸的一章，也是我们极不愿提及的一章。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帮助犹太客户，但最终，我想我们做得还不够。贝尔福特先生，您知道，我是法国人，但我可以代表在座的诸位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多么希望当时还能多尽一份力啊。”说完，他停顿了一下，很严肃地点着头。
在座的每个人，包括小丑卡明斯基——他就是个犹太人——也同情地点着头。我猜想每个人都知道丹尼和我都是犹太人，我不由自主地想，索雷尔是不是冲着我们故意说的这番话。又或者他根本就没动这个心思？不管怎么说，他还没开口讲话，我就已经提前想得很远，很清楚他接下来要讲什么。事情很简单：在希特勒横扫欧洲，抓了600万犹太人并将他们关在毒气室中杀死之前，很多人都能将钱转入瑞士。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首次上台执政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兆。然而，把钱偷运出去可比把自己偷运出去要简单得多。事实上，除丹麦外，欧洲各国均禁止数百万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在该国寻求庇护。大部分国家都和希特勒秘密达成了协议，只要希特勒同意不袭击该国，他们就会将犹太人赶出本国。对于这些协议，一旦将所有的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他马上就翻脸不认账了。随着一个个国家相继沦陷，犹太人纷纷四处逃散寻找藏身之处。瑞士在接受犹太人金钱的时候动作如此迅速，而在接收犹太人时却如此不情愿，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纳粹最终被击溃后，很多幸存的犹太子女前来瑞士寻找他们家的秘密银行账户，但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自身的合法权利。毕竟，账户没有与姓名挂钩，而是以数字表示。除非这些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准确地知道他们的父母将钱存到了哪家银行，与哪位银行家做的交易，否则他们是无权提走存款的。直到今天还有几百亿美元仍然无人认领。
紧接着我想到了更加黑暗的一面。这些瑞士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这些幸存的孩子是谁却不予理睬？我甚至有一个更坏的念头：那些全家被杀光的犹太孤儿中有多少人准确地找到了银行，找对了瑞士银行家，却遭到蒙骗。天哪！这真是悲惨！只有那些最高尚的瑞士银行家才会做到正直与公正，确保合法继承人得到他们应得的财产。这就是人性。犹太人的钱就这么永远找不回来了，转而纳入了瑞士银行系统之中。
“因此您就知道，”索雷尔说，“为何现在要求瑞士开立的每个银行账户都需要有一个受益人的名字。这是规定，不可破例。”
我转过头看看丹尼，他轻轻点着头，潜台词却是：“这真他妈的糟糕。”
回酒店的路上，我和丹尼一言不发。我盯着窗外，脑海中却一直闪现数百万死去的犹太人，他们仍在努力寻找他们的钱。此时，我的大腿内侧仿佛火烤一般。如果不是遭受着这么可怕的慢性疼痛的折磨，我或许就能戒掉吃药的习惯。此刻我感觉自己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至少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药了，我的思路如此清晰，仿佛此刻不管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我都能想出对策迎刃而解。不过，对于瑞士的银行法我能怎么办？法律就是法律，而且看着阿尔·艾布拉姆斯出事更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绝不可将不懂法作为违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