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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说造成她的悲剧的是包括卡列宁、弗龙斯基在内的上流社会，安娜作为悲剧人物，本身也不是没有“过错”；再说她的性格后来还发生了令人惋惜的变化。这位留里克王室的后裔，受时代的洗礼而敢于为“生活”而同社会抗争，但她自己却未能完全挣脱旧思想意识的桎梏，她不仅一再对卡列宁怀有负罪感，而且也不能割断同上流社会的血缘关系，因此以见逐于它而感到无地自容。实际上她也没有真正学会爱。同弗龙斯基的一见钟情，似乎因他慷慨好施，主要却是倾心于他的仪表、风度，出于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的自发要求，并不基于共同的思想感情。这种爱情是盲目的，实际上几乎全是情欲，而情欲是难以持久的。弗龙斯基初时为了虚荣心而猎逐她，一度因安娜的真挚的爱而变得严肃专一，但不久就因功名之心的蠕动而厌弃她。而安娜把爱情当作整个生活，沉溺其中，要弗龙斯基与她朝夕厮守一起，甚至甘为他的“无条件的奴隶”。于是她的精神品质渐渐失去了光彩。为了重新唤起弗龙斯基的爱，竟不惜以姿色的魅力编织“爱情的网”，并且逐渐习惯于“虚伪和欺骗的精神”。最后，她的爱越来越自私，以致在“不满足”时变成了恨。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安娜，须知她生活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如果说她同社会的外在矛盾，是由于新事物受旧事物压制，那么，她自身的矛盾，则是新萌发的意识未能战胜根深蒂固的旧意识。何况当时能代替旧的道德观念的新观念尚未形成。因此可以说，她身上集中了时代的各种矛盾。她的自杀，从主观上说是寻求解脱，也是对弗龙斯基的报复及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客观上则是由于集中了各种时代的矛盾而无法克服，从而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个转折时期祭坛的牺牲。这种必然性表明了安娜悲剧的深度。
列文也是深刻矛盾的人物。他鄙视彼得堡的宫廷贵族，却以出身世袭贵族而自豪；他不满于上流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却认为奢侈是贵族的本分；他反对以农奴制的“棍子”压制农民，却又向往于贵族的古风旧习；他厌恶资本主义并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农业经营显然是资本主义方式；他断言资产阶级所得的是“不义之财”，而自己却和劳动者进行“残酷的”斗争。这些正是这位“有心灵”、有道德感情的贵族在历史转折时期而背对历史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思想矛盾。
与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然而，良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在自己富裕同人民贫困对比下，他深深抱有负罪感。只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忏悔贵族芝诺①芝诺（爱利亚的）（ZenonEleates，约前490—约，他积极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并探索通过“不流血的革命”以达到与农民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他转而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从社会经济的探索转向思想和道德的探索，要在各种哲学和宗教中寻求答案，却毫无所获。失望之余，他甚至要以自杀来解脱，最后从宗法制农民那里得到启示：要“为灵魂而活着”。他的不安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归宿，但这归宿纯然是空想，无助于实际矛盾的解决，只不过是心灵悲剧的麻醉剂罢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作者在这里把小说煞住。如果情节再朝前进展，人物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心灵的悲剧必定照旧在他面前展开。
与这两位主人公相联系的、亦即在他们这两条线索上的一些次要的人物，是伴随着他们出场并围绕他们而活动的。与安娜—卡列宁和安娜—弗龙斯基相联系的，主要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和军界的某些贵族；与列文相联系的，主要是外省贵族、地主、农民以及个别商人。一般说来，安娜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列文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社会经济问题。当然，两者间有时也相互交叉。这些人物决不仅是两位主人公的陪衬或对照物，而且常常居于前景，在情节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赖有他们，作品才得以超出家庭关系的范围，突破家庭小说的框架，成为作者所说的“内容广泛的、自由的小说”，从而成为广泛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史诗性杰作。
就艺术来说，《安娜·卡列宁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它的融合无间、互相呼应的两条线索的结构，继《战争与和平》之后，又一次成为“背离欧洲形式”、找到“新的框架”的不世之作。再则这部小说的每一场面、每一插曲、每一画面，一般不只是“背景”或偶然的“布景”，而是整体的有机部分，这也显示出结构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书中的人物性格，大都于典型性中见个性。但这么说未免简单了些。不仅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卡列宁等形象丰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就连寥寥几笔画成的插曲式人物，如一系列贵族、地主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矗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彼得堡社交界的妇女，无不各具特色，历历在目；更不用说复杂、矛盾而又完整的安娜了。安娜这个形象在世界文学中，即使不说无与伦比，恐怕也罕有畴匹。这些人物虽是精雕细琢，但不像工笔画那样带有匠气。作者使用“积累的方法”，并非机械地凭借一次又一次的叙述，而是通过直接观察者的眼光或感受来描写。例如安娜，她先后在达里娅、弗龙斯基、基蒂、卡列宁、列文以及米哈伊罗夫等人心目中，分别呈现自己的一个侧面，正是这些不同的侧面“积累”成一个立体的、以至多角度的形象。同时，这些直接观察者由主观的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不同侧面，何者符合真实，由于作者不置一词，给读者留下广阔想象的余地，又给这个形象蒙上了一层迷雾，客观上增添了它的复杂性。托尔斯泰还从进展中刻画性格。不过，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等是固有品质的逐渐展示，安娜和弗龙斯基的性格则是发展和变化的。
《安娜·卡列宁娜》是完全意义上的心理小说。不仅人物的内心生活描写充分，就是人物间的冲突也大都是心理上的，或是通过心理来表现的，因此全书心理描写的密度很大。虽则一般使用传统手法，即作者间接叙述或由人物的语言、动作或表情等直接表现，但笔墨十分细腻。例如总是在动态中写心理过程，一般是展示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或每一横断面，把人物内心的每一颤动显现出来。这些过程一般不是直线式的，而其曲折反复也不是循环，而是螺旋形的进展，因此令人感到的不是繁复累赘，而是步步深入。而在不少场合，人物心理还是前后截然相反的，借用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术语来说，是“对话”式的。这种“对话”有时表现于较长的心理过程的始与终，是逐渐变化的结果；有时则是突然转折。前者如达里娅去探望安娜的那一插曲，后者如科兹内雪夫向瓦莲卡的求爱。但无论是渐进或是突变，都符合人物的性格或心理的规律。有时也进入半下意识的领域，如安娜从莫斯科回彼得堡的车上的那种迷离恍惚的心态。而在一些属于传统手法的内心独白中也有所创新。奥布隆斯基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晚会上那段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人物头脑处于半睡眠的消极状态的凌乱的意识之流。特别是安娜在自杀前驱车经过街上时的心理活动：街上瞬息变换的各种外在印象不断引起她的自由联想，她不断由一种感触或回忆蓦地跳到另一种感触和回忆，她强烈激动、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作者是如此巧妙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的跳跃性，省略了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和焊接点，使得人物的思路迅速转换而又十分自然，各种思绪断断续续，此起彼伏，互不连贯而又不凌乱无序。这可以说是文学中的意识流的神来之笔。
小说中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场面，许多描写生动的插曲，以及文笔的自然、质朴和真实……总之，可谈者尚多。
《安娜·卡列宁娜》问世一百多年了。这部出自巨匠之手的艺术杰作，不但没有减色，反而显得更为瑰丽。
陈 燊
1994。4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只是夫妻两个，就是他们全家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意思，而且觉得就是在任何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全家和仆人更情投意合。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给朋友写了信，请替她找一个新的位置。
厨师昨天恰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辞了工。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交际场里是叫斯季瓦的——在照例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在他妻子的寝室，却在他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他使劲抱住一个枕头，把他的脸紧紧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张开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重温着他的梦境。“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①请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Ilmiotesoro②，但也不是Ilmio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①达姆施塔特，现今西德的一个城市。
②意大利语：我的宝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极了。有味的事情还多得很，可惜醒了说不出来，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而后看到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日光，他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照他九年来的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向寝室里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他这才突然记起了他没有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房间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皱起眉来。
“唉，唉，唉！”他叹息，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过错，又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是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而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记起这场吵闹所给予他的极端痛苦的感觉，尽在绝望地自悲自叹。
最不愉快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