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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同人继续努力
听说我离渝期间，大会上有某参政员（陕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关涉到陕北边区和十八集团军，亦经议决通过，此事后来亦生影响。
10日我自乡赶回重庆，大会已行闭幕式，因闻张岳军先生将于翌日返成都，特于夜雨中偕张表方先生访之。我对他说，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明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则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蒋先生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我们都盼望你能帮助他。岳军先生似颇以为然。他说他十天后将再来重庆，希望我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开罢过去，中共问题原无时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尽力。13日午由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张、左及我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蒋公传见周恩来
14日下午闻讯，蒋公手谕张冲转周恩来，约于15日下午见面。据说自上年冬以来，周君屡次求见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刘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系军令军纪问题，叶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必须服从，无多少商量。而周君则代表共产党，不见周即不愿落于党对党的问题上也。忽然传见，意必有话商谈。
待到17日晚间，周、董各位回请我们吃饭之时，周君将15日谒见情形，说给我们。则据云并未谈到要紧处，蒋夫人先面见，甚亲洽，蒋公后出来，亦无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问题来说，仅提到3月2日的签呈，请早赐批示，蒋公谓这很容易。又谓你可再写了来，周君自云本日（17）遵即再度写签呈八件递上。前次系一签呈列举多事，今改为一事一呈，委员长喜欢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3节 抗战以来自述（4）
委员会组织草案
在我们想，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王秘书长（世杰）亦向同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遂根据从前我们的四条意见，经他协助，草成一个委员的组织章则。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记。大致是这样：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
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
五、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王秘书长前任法制局长多年，对于起草法规具有专长。其一条一条的文字，都经苦心斟酌，并不像我写的这样拙笨，但大意确是如此。
19日我们五人先在秘书处与王君洽谈后，约好20日面呈蒋公核定。20日中午原系蒋公宴请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廿五人。饭罢留下我们五人细谈。对于草案认为可行，仅将常委改为三人至五人，委员改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无改动。问我们若未曾与中共谈过，可即往商谈。
委员会之难产
22日我们约了周、董两位于君劢家谈话。即以委员会草案给他们看，而征其意见。周君说话虽多，但重要争点则似无几。最重要只有一点：他们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我们说：此委员会必有系属之处，与其系属于政府，不如属于参政会。并且大会已闭幕，我们准备由驻会委员产生出来（且准备作为主席团的提议）。因为照驻会委员会的新章增加了建议权。周君亦认为不妥。他指出此届大会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议决（特别是陕西某参政员的提案），使他们落于绝对不利地位，他们无法再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而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委员会。他又指出驻会委员会的建议，照章程上规定以不背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员会不合于大会议决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员会所行者不合于大会所议决，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坚决地说：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员会时，他亦要坚辞不担任。
我们觉得他的话相当有理，亦不强争。更恐除此点外，尚有其他问题；恐周君意见外，延安尚有意见；故结论请其以草案全文电达延安征问后，再作讨论。周君谓一二日必有复讯，遂约于24日再会面。
23日午前我们同访张岳军先生。——他已因国民党中央开全会由成都来渝。我们将一切情形都说给他，并表示我们已不考虑这委员会隶属参政会的问题，须另想办法。他觉得其他办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无办法。不过，若不属于参政会则委员会的名称即又成问题。因为当然不再称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而亦不能秃头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那就很费思索了。最后我个人声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张君劝我等待有结果再去。
在此期间，蒋公夫妇曾请周恩来夫妇吃饭（是为第二度见面）。其确期，今指不出。据闻仍无重要谈商。
24日午后，如约与周君等重行会见，忽有某君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君亦称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27日再谈。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隐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强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异者，25日我国际宣传处收录敌人广播，此委员会乃为东京所宣说出来。
27日同人与周君等再相会见。周君报告延安意见共有七点之多。其中大问题有二：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同人闻讯均有难色。而周君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极痛苦的几件小事签请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自己让步。同人互商，认为双方诚意不足，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君声明外，同时向王世杰先生声明，托其代陈于蒋公，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
29日一早我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
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
这一段经过的叙述至此为止。末了，要总结来说几句论断的话。
这结论在我胸中有若干话欲说，但在笔下能写出发表的，却只两点，如后。
一点是：事虽无成，而在全国团结（或统一）运动上却已有了进步。说老实话，我是要求统一的（看以后所述自明）。不过我认定统一要从团结得之。所以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国家统一不统一，于何处决定呢？那无疑是以军队的统一不统一为决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军队，任你如何说国家统一亦是假话，而且内战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军队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就是为此。许多朋友听见我的主张，都笑我太书生。，，绝对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说，乙如此说，丙如此说……几乎没有人赞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摇惑起来，怕是距离事实太远，实现无望。然而武力统一，强迫地将军队收归一处我是早确认其无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败。倘若和平统一是空想，武力统一又是徒劳，则中国岂非没有统一之日。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军队统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这一信念，总算从经过事实中，没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从华北游击区目睹我军，回至大后方，倡言军队须统一于国家之时，虽赞成的很少，而到这次参政同人商量向两党提出我们的主张意见时，却被列为最重要之一条，并且得到几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联署。这给我的鼓励不小。更增我希望的，两党皆慨然同意，并没有碰钉子回来。廿八年切实指教我，说我是幻想空想的张岳军先生，亦转过来替我乐观。还间接听到张君劢、李幼椿（璜）二位转述何部长应钦、陈部长立夫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朋友谈话，或以军队脱离党派为莫大之幸，或以军队直属国家为素所主张。不论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认为是进步。。
今事虽未成，这一句话却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说那委员会没有成，就令委员会成立，亦不免吵闹一场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种委员会即未吵过，其事见后），军队统一亦不易办成，但我以为尽管不成，而原则已昭示天下，。，。，总有一天要交出给国家。所以这原则的承认，实在是统一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既有进一步，就不白努力；当然我要再努力下去。——这是第一点。
又一点是：看清楚事之所以无成，都为第三者太无力量。在四十日的经过中，，；，。，。，，我们没有力量于其间。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来。，，。，？，，。，。，，，。，却亦有一种和平正义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难好转。今后再度努力的方针方法就是如此。——这是第二点。
就以上面两点，为此一段经过的叙述作结束。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4节 抗战以来自述（5）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叙述后，我们翻转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
抗战之前，我本来是在山东做乡村工作，其详情不叙在此篇。现在只叙逼近抗战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从这一讲演中，说明了我平时努力的乡村工作和抗战的关系，使读者了解我四五年来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我们抗敌的情绪已经紧张了。6月13日我在成都省党部大会场，作了一次“我们如何抗敌”的讲演。事缘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屡次函电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经过南京、武汉飞到重庆、成都两处，曾为一个月之盘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讲演（有时一天两三次），此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厅长蒋志澄先生陪着去，地点借省党部，性质是公开的任人来听，事后成都各报皆有登载。今撮举大意如下：
开首：今讲“我们如何抗敌”一题，是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们乡村工作和应付当前国际问题的关系，嫌我们缓不济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之理。
次段：中国今日要抗敌，应采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为不足。中国常备军虽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备军便无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过可用一时而已，万万不足用。非化民为兵，求之于无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为我们的国防军备是不足以和敌人为主力之决胜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内溃。
三段：假定上面的话不错，就必得认定两点去下功夫：
一、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
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