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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猜到了，这在“意料之中”。那个黎巴嫩人在报告里曾提到过。一旦友谊败露，就会接到命令杀死自己的朋友。通常命令会下给两个当事人，使之有说服力。朋友关系意味着薄弱环节；因为人性弱点而致使复仇计划失败这是不可容忍的。为了掩饰我原本就知情，我故意微微一怔，然后再恢复到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怎么进行？”
长官命令道：“尽快。不用武器。你自己设法应付吧。”
我行过礼，走了出去。我明白自己必须放弃思考，不得有丝毫犹疑。我很想有条不紊地对抗这些野蛮家伙，但是太多的事情会因此受到牵连，太多的人需要拯救。何况，这个年轻女孩的目的不就是消灭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为她伤感呢？是啊，想到那些与此相关的生命，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1嬉戏的孩子们，他们不会愿意被喀秋莎火箭炮击中，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的孩子们……我决心已定，去他的雅丝米娜，她完了！
一回到寝室，我就迎面碰上了她讯问的目光。“讯问”，我不是信口开河地想到这个词。它能形容雅丝米娜想问我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它和我自己现在的想法非常吻合，我对她的怨恨。这个词附有理性成分，单纯而没有感情色彩。牺牲一个来拯救无数。我向倚在床边的雅丝米娜走过去，示意她站起来。她照我的意思做了，眼睛里满是疑惑。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们给我下达了命令，”我说得很平淡，不想引起她的警觉，并要她到我身边来。
“什么命令？”
很缓慢地，我绕到她身后，小臂猛地击向她咽喉部位，勒住她脖子。几秒钟后，她在我的手臂中咽了气。我把她放在地上。
“命令就是做掉你，”我冷冷地，故意说过同室其他人听，他们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我确认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并站在尸体旁等了两分钟。然后我背上尸体，去向指挥官复命。迎接我的是无动于衷的冷淡，还有叱骂和刁难。我很有耐心地等到尾声，然后返回住处。我知道他们一心要我变成偏执狂，随时警惕着被命令来干掉我的某个人，因为该轮到我了。我熄灯睡觉，而且睡着了。这是唯一的途径，能满足我将他们赶走的愿望。一个小时后我惊醒了，一跃而起。耳边是同伴熟睡的鼾声。一阵羞愧袭来，我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干了什么疯事，一腔热血吗？答案随即跳了出来：尽可能拯救多数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在其中，可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毁灭因素，所有为此抗争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双手沾血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胳膊和腿，不让他们在恐怖袭击下遭遇厄运，那么就沾血好了。我平静下来，很快又睡着了。
整个训练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沉重。我们中间不断发生大同小异的暗杀。每天压力都在加大。有人崩溃，哭泣，祈祷，哀求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他们被无情地处决了。活着的人明白了该怎样在竞争中生存。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大多数成员都不敢睡觉，他们忍着疲惫熬通宵，第二天的体能训练则一塌糊涂。后果不堪：刁难，测验，疲惫增加，全部神经都驯服于令人生畏的考试。而我呢，抓紧时间打盹，加起来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足以保证我支撑下来，所以成功过关。这是个挺不挺得住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对待尤其暴虐得可以。侮辱性的、卑鄙可耻的测试接连不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那些挺过来的人也不敢自傲。
到最后阶段，我们三十几个人只剩下了11个活物，女的两个。离开训练基地之前，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训话时向我们表达了敬意，对我们获得的成绩，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这一届极佳的男女比率。
在两个月训练期间，有15天我是花在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上面。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狂欢，并参与制定了我们的“职业”规划。
我总算找到一个玩失踪的好机会，得以返回以色列。多夫见到我显得很开心。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而我报以一个阴郁的眼色，等于示意他“没错，我目的达到”；也等于告诉他“可我受够了，不想再说这些”。我回到房间闭门不出，看电视，狼吞虎咽地吃完他们送上来的饭菜、维生素片和镇静剂。两天后的上午，也许是觉得我休整得差不多了，指挥官把我叫过去汇报。黄昏时分多夫来了，他打断我们，开始教我练习“放松”技巧。我在以色列不能超过三天，得回去和我的新“战友们”会合了。
尽管准备充分，心理方面也跟得上，“培训期”种种考验所导致的怨恨情绪还是好几个月里都阴魂不散。最终，这些情绪都转变成了一种仇恨，也包括对自己人的仇恨。
四处晃荡的时候，防止生病的最好办法是在饮食方面和当地居民保持一致。这些人必定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除了仿效他们别无它法。和疯子们相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培训”出来的新成员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区里呆了两到三个星期，说是为了和老队员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即所谓的职业技巧学习。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巡逻”，可这规矩对于新人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从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课堂上的收获还要大。这种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兴奋的一面。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要遵守，没有等着你付的发票和税单，也没有塞车和嘈杂，工作和邻居。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风了。这种生活自然简陋了点，但适应起来也很容易。
实战演习很快就替代了对一个又一个恐怖行动小组的好奇参观。在战斗中我表现得很突出，但每次对安全区进行袭击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寻机把消息传给以色列那边的同伴。
我的身份是“富家子弟”，所以没人在意我的旅行开销。凭这个身份，我能够理所当然地以处理生意为由，经常取道苏黎世去欧洲。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对此小心翼翼，每次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苏黎世，如果回叙利亚“探亲”，日程安排也毫无破绽。
可是要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好几年。阿拉伯人开始核实我的身份了，他们对我进行了跟踪和调查。自然是某些方面有出入，而关键在于我曾和一个叫阿布·夏都夫的人交谈过多，这个黎巴嫩人疑心很重。接下来，因为觉得我对事业很忠诚，他们仍然信任我。于是我 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乔装行程不再困难，回以色列的机会也多了。环境，还有本能，在我的时间表里充当了重要角色。为了和所打入的这个阿拉伯组织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我可能花了四年多时间。我让他们慢慢习惯于我越来越频繁的往返。我的“职业经验”已经足以帮我应付一次次信任危机，这种情形在我返回组织的时候没少出现，但每次都不过给了我机会显摆自己的“坏脾气”，伪装反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这得身处东方生活模式之中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生活模式讨厌有条不紊，特别喜欢临阵变卦。
随着日子的增长，我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他们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偏执到了极点，互相监视并伺机指责对方的背叛，被自以为无处不在的敌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人——在那边人们时刻担心会有人体炸弹突然跳上公共汽车——发现他们这儿也有同样的紧张气氛真是惊讶不已。我还以为他们更有安全感，更强捍，没那么多困扰。
法利蒂有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他想利用我的女性身份，派我到敌方境内去“跑一趟”，这样能打探到以色列境内以及边界情况。
“他们不会对一个女人起疑心，”他分析，“‘聋子’和你一起去。”
“聋子”是个有四十几年经验的游击队员，打战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身边炸了，他就聋了。他戴了助听器，但于事无补，因为他把电池给取了。原因呢，一是他听人说这“核能”电池对身体有害，二来呢他总担心以色列人在里面装窃听器。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吗？每当他抽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智不清的时候，他就假想以色列人会在他熟睡的时候爬到他身边，把微型电子设备放进耳机里。只有取掉电池，才能确保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聋子”给我详细推理，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计谋。
“工程师，我说的对吗？”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问我。
当然有道理，我暗想。把电池拿掉，清清楚楚地大声说给以色列人听，这传播更直截了当，效果更好，而且免了我们的人穿过六十公里山丘和森林爬到你身边去。
“对不对？”他又问了一遍，等着我回答。
“当然，”我高声说，“这办法太好了。”
“这样比较保险。”他点头表示肯定。
“聋子”总戴着他的助听器，好像那是他身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否则就不足以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他，就是“聋子”，与众不同。而在法利蒂看来，谁也不会逮捕一个和残疾人结伴而行的女人，何况是个“假装”弱智的残疾人。
很幸运，我只做了两次这样的旅行。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们自己人这边，另一个情报部门也派了执行双重任务的间谍。他们想不到有我这么个“竞争者”，也想不到后果之混乱：我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行动的偶然性增大。再说，我没受过类似训练也没能力轻易骗过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机构，何况精神上承受不起这种赌注。归根结底，就算完全不考虑我们各自为政的间谍人员和反间谍机构负责人之间通气的问题，情况已经够复杂了。结果在做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我被以色列人抓住了，在一家监狱——倒还舒适——关了十几天，然后被遣送到黎边境，勒令不得再踏入这边领土一步。
这次事件使我的伪装面目变得更有可信度，在法利蒂手下“老老实实地”重新呆了下来。几个月下来，我和其他成员一起生活，尽量和他们打成一片，最终成了其中的元老。我定期离开一段日子，要么“看我留在叙利亚的堂兄妹” 去了，要么就是“到苏黎世照看生意” 去了。起初我还被监视行踪，但很快就彼此有了信任。我无需再装样子，小心谨慎地到苏黎世、雅典、伦敦或伊斯坦布尔转上一小圈，就能回到以色列。我的女性身份并不是什么障碍。在战斗人员里总有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妇女加入。甚至有人开始谈论培训女殉教者突击队去执行自杀攻击。虽然这都是些看不起女人的人，听他们说出这种话我也不怎么意外。
最难的是：活下去。除了被识破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中间还弥漫着可怕的妄想症，哪怕受到一点点猜疑，也会立刻带来灭顶之灾。
1995年10月31日：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首领Fathi Shikaki，在马耳他被处决。
1995…96年冬：大马士革和哈马斯一年下来，我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武装行动经验，得以陪同法利蒂，我的真主党小头目，前往大马士革的委员会参加总部地区会议。从苏黎世辗转汇来的大笔捐款，为我打开了这个圈子最隐秘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