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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拉维斯曾经担任过恺撒大帝的顾问,帮助他设计远征高卢时使用的大型武器。他对当时各种最先进的机械知识,有充分掌握。所以《建筑师之书》最后一册,第十册,讲的都是机械运用,战争时怎么用、平时又怎么用。然而在大谈特谈各种精巧战争最新武器发明后,威特拉维斯又讲了另一个关于罗德城的故事。罗德城被敌人团团围住。敌军在城内守军弓箭射程之外,日夜赶工造了一个巨型的攻城机。那个攻城机有轮子,上面高高架起好几层平台,每一层都配备了强力投石弓弩,而且攻城机最前方还有金属打造又硬又尖的长角。
攻城机即将造好了,一旦攻城机造好开过来,罗德城守军显然无力阻挡巨角的冲力破坏,也不可能躲得掉高高低低投石器投来的众多飞石,罗德城就要陷落了。就在攻城机启动的前一天晚上,罗德城内的一位建筑师将大家聚拢来,要求每一个人把家里尿壶里的大小便、洗碗洗澡洗衣服各种用过的水,愈脏的愈好,统统交上来。然后他从城里往外挖了一个小洞,将这些污水秽水往外倒在城下。
第二天,威武恐怖的攻城机出动了,发出隆隆巨响朝罗德城逼近。愈靠近罗德城,地上愈是布满了湿黏泥土和秽水的混合物。攻城机的轮子每转一圈,就沾黏上一堆污泥,愈沾愈多、愈沾愈多,而且轮子在泥巴里跟着愈陷愈深,攻城机刚进入罗德城守军弓箭射程内,攻城机的轮子完全陷死在泥巴里了。城上守军赶紧接连放射燃烧的火箭,攻城机停在那里被烧成一副空架。
威特拉维斯评论:“就这样,最棒的机巧被建筑师的智慧拆解了。”
到头来,威特拉维斯的主张再清楚明白不过:最精密最了不起的机械,是人的头脑、人的心灵。一个毕生致力于为罗马设计攻城机器的专家,一个设计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公共建筑的大师,对自己从事行业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人具备的思考与学习能力,而不是人已经学习、设计了什么;已经学习、设计了的东西,不管再怎么精巧了不起,都可能被新思考新发明的东西给拆解了。
威特拉维斯挑战强烈的“恒久”错觉。没有什么艺术作品比建筑更坚固更耐久,所以一位建筑师最容易想象自己的作品会长久一直站在那里,成为一座永恒的杰作。威特拉维斯看透这种建筑的时间尺度,意识到所有已经造成了的东西都可能被拆解,未出现未完成的永远比已出现已完成的更重要。回到他提出的建筑师教育概念,我们就能理解,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建筑没有直接关联的科目,其实是为了准备建筑师真正能建构出最精巧的机械与建筑 自己的心灵。现实的建筑知识与技术,只能帮建筑师盖现在的房子,却没办法让他想出拆解别人盖起的房子的对策,不能让他离开既有的条件,去盖未来的房子。
政治人才的养成
这是最清楚
'政治家的教育'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2)
也最明白的道理,告诉我们为什么专家的教育养成,不能狭窄专注,而该宽广博大。尤其是政治人才的养成,更是如此。政治不能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不能用政治学或法律知识培养政治人才。道理很简单:政治学与法律,是现实当下的知识,可是政治领袖,却必须面对各种未来变量。
光是等政治人才能培养到领袖层级,现实就已经变动不一样了。更何况众人之事集合累积的变量变化更多更快。国家的状况随时可能被从原有的轨道抛离开来,就像威特拉维斯反复讲的“海难”般的情境。没有以前既成的条件可供依循,那怎么办?
只好靠更深更广的知识与能力,一种综合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可能从狭窄的专门训练中取得,必须更根本地理解世界事物之所以然,也就是回到哲学、文学、音乐,乃至医学、天文学的总和思考里。
很可惜,我们早已没有这种政治人物教育养成的管道,甚至完全失去对如此培养政治人物的方法的向往。我们以为懂一点政治学,懂一点法律,会一点领导统驭,能演讲、能竞选,就足以担当政治领袖。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只具备处理现实的一点能力,却无法拆解现实、改革现实,也就无法想象、更不必说打造未来。到处都是这种等级的政治人物,我们也就只能在心中祈祷,不要碰到什么大变动,需要他们来应付不同的环境变化、不同的历史考验。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1)
喜欢战争史、军事史的人,一定知道美国的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他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最重要的统帅。南军中有充满领袖气质、传奇色彩与悲剧命运的李将军(Robert Lee),北军的将领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和李将军平起平坐,勉强要比,只能比军事、战略上的专业成就,那么格兰特就脱颖而出了。
格兰特与李将军同属一个时代,而且还曾在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并肩作战。那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第一次以军事行动震撼了欧洲的成就。美墨战争是场极难打的仗,欧洲人本来并不看好美军会赢,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19世纪的世界霸主,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在颇负盛名的《卫报》上,如此评论这场战争:
美军的胜利,在历史上和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汉尼拔越过比利牛斯山、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同一等级。美军中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数以十计。
被《卫报》视为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中,包括李将军和格兰特,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们两人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战场上最可怕的死敌。
南北战争的前期,北军实际的领导者是林肯总统。在林肯自己指挥的阶段,北军打得很糟,林肯的经验及军事天分,差李将军太远了。他自己知道他需要既能拟定宏观战略布局又能确切执行战术细节的专才来协助,可是周遭能够运用的人,偏偏找不到可以同时见树又见林的。
格兰特获得重用
一直到关键性的威克斯堡(Vicksburg)战役。威克斯堡是密西西比河畔的大城,控制在南军的手里,北军很清楚,如果能把威克斯堡拿下来,就可以隔密西西比河将南军一切为二,在河东的南军部队将顿失奥援变得无足轻重。这个战略目标再明显不过,问题就在怎么打都打不下威克斯堡来。
1863年夏天,攻打威克斯堡的任务从哈勒克(Holleck)将军手上交给了格兰特。格兰特设计了一套进攻策略,却立刻和远在华盛顿遥控的林肯总统起了冲突。最大的冲突点在于格兰特要把军队调离运补基地,全数开上野战区,林肯觉得太冒险了。格兰特坚持己见,不顾林肯的反对,对威克斯堡进行了全面的围城作战,结果逼南方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终于投降。
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总统立刻发了一封信给格兰特,信的内容再白话、再明白不过了:“我愿意承认:你对了,我错了。”
能够这样白话、直接认错的总统真的不容易。认错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林肯将要重用这位胆大却心细的将领。1864年年初,林肯把格兰特召到华盛顿,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宣布将北军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格兰特。大家会感到惊讶,一方面是因为林肯竟然愿意释出大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格兰特的外表太平凡、出身又太贫微(从军前他是个连自己都喂不饱的穷店员)。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格兰特接任总司令后所做的战略决定,会更惊讶。和在威克斯堡战役时一样,格兰特不愿保留任何兵力,要对南军展开全面的进攻。他把北军分散多头同时向南方进逼,如此迫使南方精锐部队无法集中,像李将军这样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也只能在一地一隅指挥对抗北军,北军就可以在其他方位获得突破。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格兰特这次的大胆规划,林肯总统不仅全力支持,而且表示兴奋乐观。在策动这次总反击的过程,自然发展出一套新的命令分工分权系统,总统是统帅,格兰特是总司令,哈勒克主管人事,另外一位史丹顿(Stanton)将军则以战争部部长的身份总管其他后勤供应。这套系统顺利运作,奠定了北军在战争后期节节胜利的基础。
熟读军事史、对战争史大有兴趣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格兰特除了是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之外,还是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他在186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1872年又当选连任。两次选举,格兰特挟战争英雄的气势都获得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2)
了压倒性的胜利。格兰特主政那八年,正是美国战后需要休息、需要和解的重要时期,以一个战胜方的总司令,竟然能够领导北方和南方重新结合,这种功绩,我们不应该忽略。
格兰特带领北军打赢战争、又以总统地位主导战后复员,这样的人生历练应该可以让他在历史上和林肯并驾齐驱了吧?然而真正的历史评价却并非如此。
格兰特的名声一直只限于军事、战争方面,不像林肯被高高供奉为政治家的典范。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林肯有葛底斯堡演说,留下了让人永志难忘的伟大文献吗?我们别忘了,格兰特也是个有著作的人,而且他最重要的著作 他的《个人回忆录》,评价可高了。他的书被拿来和恺撒大帝的书相提并论;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特别盛赞他在回忆中,能够摆脱一己的狭窄视角,不但精确掌握到复杂的事实,而且连对他的敌人 南军 也表示了公平的雍容大度以及高贵情操。这样的作品,在价值上也不输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啊!
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异
再追究下去,我们只能说,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别,恐怕不在于他们在政治与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而在他们如何离开这个舞台。
林肯是在任内遭到暗杀结局的。这结局使他成了烈士,更增加了他的传奇意义,而且也替他免却了老化、交卸权力后的过程。至于格兰特呢?唉,那就说来话长了。
格兰特在1876年卸下总统职务,接着就从华盛顿迁居到纽约。在搬家之前,他的儿子小格兰特已经先到了纽约,而且开始在华尔街活动了。小格兰特原先念的是法律,然而却对做生意赚钱有着高度兴趣,只可惜他在这方面的天分不是太高,运气也不是顶好,进进出出并没什么特别斩获。不过他拥有一项最特殊、最值钱的资产,那就是他的名字,名字背后代表的是他爸爸的关系。于是难免就有各式各样的人环绕在他身边,帮他出主意、替他想办法。
这些人当中,和他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个叫瓦德(Ferdinand Ward)的人。能说善道的瓦德说服了小格兰特和他一起合资开了一家证券投资公司,退休之后来到纽约的老格兰特,也在儿子的怂恿下,拿出钱来入股。
一旦有前总统(而且是甚受肯定爱戴的前总统)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可以想见会有许多人许多资金既放心又投机地涌入这家公司来。另外还有一个方便就是瓦德能够轻而易举地拿着格兰特的名号向银行借到钱。
瓦德以格兰特为招牌,告诉银行他名下的其他公司将会得到许多政府工程,其风险几乎等于零,而其利润则远超过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名叫费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