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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快改作业、准备习题课的材料。忙完了这些，一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半，错过了午饭时间。盒饭没戏——中国快餐车早开走了；楼下餐厅卖的pizza又难吃。（自从搬出宿舍之后，仿佛一下子就忙了，虽然家里有炉子、炊具，我也不常做饭了。）
干脆先教完习题课再说。我空着肚子去了教室。课上我一直担心学生们能听见我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偏偏后天有一场小测验，学生们有一堆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其中一个女生头发有股怪味，也许是几天忙于学习，忘了洗澡。她问的问题虽然简单，但我怎么解释她也不懂，她就不停地再问。
下了习题课，我冲下楼去餐厅买pizza和咖啡。
“你先等十分钟，”做pizza的人说，“刚才做的都凉了，得先热热。”
我耐心等着，不经意看见S教授在水果蔬菜专柜选色拉。我要转头躲开，他刚好也转过头，惊喜地说：“啊，小明，这下可抓住你了！你看过我的email没有？”
我只顾点头。
“你那个论文真不错，只是结构上稍有问题，另外有两个引理证得不够仔细。马上修补修补，给我看看，我还想在马德里大学的那个会议上谈谈你的研究成果。好好干！噢，对了，最近一期的O杂志上有篇动力系统方向的论文，你好好读一读。”
我答应着，又说了两句闲话，匆匆赶回办公室，开始写论文。写了几行才记起忘了拿pizza了。
肚子空空的，脑袋昏昏的，我边写论文边听见studentslounge里几个人在闲聊。一个说：“瞧我们系的沙发，真是老掉牙了！秘书们也不张罗买几个新的。”
另一个说：“就是！瞧我坐的这个！瞧这两大团黑渍，不知多少年积下来的。”
又一个说：“也可能是泼上了咖啡。”
“图书馆里的书也老掉牙了。”
“复印机三天两头出毛病，也老掉牙了！”
教授们也老掉牙了！我正想着，不小心把论文里刚写的一大段删了，顿时一头冷汗。可惜，可惜！不过，幸亏反应及时，只删了一段；要是把整个论文全删了，我就只能撞墙了。不行，现在头脑不清醒，容易出错。算了，忙够了，先歇歇，到哪儿吃点饭，回家洗个澡再接着干活。
我想去风味亭吃饭。今天虽然没做什么有用的事，还差点删了论文，可毕竟忙了一天，还是要慰劳慰劳自己。从后门出了A系，眼前是个大土坑，土坑边上是座小土山，还有起重机、挖土机之类——一开学这里就大兴土木。我看了一眼行人止步的牌子，拍了拍后脑勺，转身绕道走。在MaxwellDworkin（计算机系的大楼）旁边，赵荣正迈着大步赶路。
“赵荣，你去哪里？”
“哎呀！忙了一天，饿死了，我正要去风味亭吃点好的。”
赵荣神色疲惫。看见我，他摘下眼镜，抹了抹脸。
风味亭是哈佛附近最好的中餐馆，以四川菜闻名。餐馆里面的装饰有些意思。一般餐馆墙上贴着“生意兴旺”、“岁寒三友”之类的字画，这里的墙上却挂着几张照片，大概是美国旅客在中国拍的：一张是一个人临街在大盆里洗衣服，街面脏乱不堪，好像是武汉的某个地方；一张是北京天安门前的一个交通岗亭，交警正指挥车辆，背景里的人们摩肩接踵；还有一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驾驶执照，照片上的司机贼眉鼠眼，满脸苦相。
我和赵荣靠墙坐下，点了水煮牛肉和辣子鸡丁，两人吃得满头大汗。
“赵荣，”我忍不住抱怨，“这几天真累——上课、教习题课、做研究。刚来的时候事也挺多的，为什么不觉得呢？”
“是啊，这几天一直忙论文，”赵荣大口吃着，“闲了还有杂事，这日子过的！”
赵荣也搬出了宿舍。本来我们准备合租地方住，后来没协调好，我和系里的两个同学一起住，他和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一起住。
“还是住宿舍好，有熟人能聊天，”赵荣说，“我那室友是美国人，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见面问个好，晚上说晚安，跟陌生人一样。美国人的人际关系好像挺淡的。”
“赵荣，”我笑笑说，“你觉得孤单了？”
“是有点孤单。”
“孤单了干什么？找丁宜圆呀。”
“丁宜圆——”赵荣叹了口气。
我问他和丁宜圆有什么摩擦，赵荣说：“没什么。那天说好了和她一起去听音乐会，我生怕忘了，一直小心记着呢！谁知临时偏偏有篇论文要交差，我光顾忙论文，一不注意晚了二十分钟，跟她吵了起来，音乐会也没去成。听音乐不是为了放松吗？结果反而搞得更紧张了。”
“和好了就行，”我安慰道，“她也是为你好。”
看来赵荣的处境和我差不多，我心想，大家都烦着呢。
吃完饭，服务员递上了两块“幸运饼干”——中餐馆都供应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并不是从中国引进的，而是美籍华人自己发明的。饼干中空，内藏一张小纸条，写一句俗语箴言之类的。打开我的小纸条，只见上面写的是：
“你的个性青春而有激情，只是过分高傲。”
我怎么高傲了？我不满地想，又去看赵荣的，只见上面写着：
“善待自己，人生才会美丽。”
“这句话有点意思！”赵荣说。
我们付了帐，离开风味亭就分手了。
二、嗯，这就是生活
我赶回住所。门口放鞋的架子旁边有三封我的信，一封兜售信用卡，一封要电话费，还有一封来自学校的财政办公室。
亲爱的同学：
在完善学校的工资制度，也就是说把工资单改为计算机控制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财政办公室正竭力解决这些问题……经过核算，您夏天的工资发多了。请写一张一千三百零七美元的支票付给哈佛大学。
我把信往屋里随便一扔，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另外一个室友出去了，只有彼得罗夫开着房门，坐在书桌旁。彼得罗夫是俄罗斯人，个子高，身体壮，瘦长的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喜欢穿整齐的外套和黑皮鞋。他是五年级学生，马上要毕业。每天在系里都能看见他坐在studentslounge门口处的那台计算机旁，心无旁鹜地写博士论文。彼得罗夫当助教很认真。跟学生讲解时，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句。礼貌一点的学生问问题，常说：“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请别介意。”他就一字一顿地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只可能有愚蠢的答案。”
不过，私下彼得罗夫有不少牢骚。他抱怨学生笨得要命，一个小概念要解释好多遍，而且动不动就问同样的问题，愚蠢的问题！他还抱怨钱不够用。刚来时，助教的工资低，波士顿的房租却正好开始猛涨，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付房租只够吃饭。
“但你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导师，一个加拿大人，有时开玩笑说，“你应该习惯没有金钱的生活。”
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脸色黯淡，但也不急于表明自己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一次听他讲，俄罗斯刚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都兴高采烈，展望未来；如今倒有不少人怀念过去。
彼得罗夫的嗜好之一是吃甜食。助教们有时能去餐馆吃顿饭，学校付钱。如果彼得罗夫在场，点菜时总有人开玩笑：“不知今天有什么好甜点……真馋，馋得要命……太好吃了……”
彼得罗夫毫不介意，自在地点一份喜欢的甜点，慢慢吃。
今天彼得罗夫神色挺轻松，看我回来，就敲了敲门，问我要不要吃糖——他的一个朋友从瑞士回来，带了几盒巧克力糖。
“谢谢，”我接过彼得罗夫递来的糖，叹了口气，“Youmademyday（要不是你，这一天算是白过了）。”
糖纸上画着些丰满的女郎，令人联想起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少女。糖的外面有层巧克力壳，裹着黏稠的椰子奶。
“改了太多的作业？写了太多的论文？学生和教授都找麻烦？”彼得罗夫问。
他每问一下我就点一下头。他怜悯地看着我：“嗯，这就是生活。再见。”
听他的口气，我知道他又要去写博士论文了。
我走进洗澡间，边洗澡边想着要给家里打电话，要洗衣服，要交电话费……都别忘了。然后我一直改论文，晚上十一点，终于告一段落。这时另一个室友回来了。此人是中国人，叫萧斌，三年级学生，性子豪爽。他什么样的运动都喜欢，房间里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哑铃、象棋、军棋应有尽有。不过他最喜欢抱怨哈佛小气，还给哈佛起外号叫“哈扒皮”——九月份开学，七月底就催你交学费；助教的工资还没发，就有校友会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每封信都热情地问你打算给母校捐多少钱——五千还是二十万。
“萧斌，你从体育馆回来吗？”我问。
“哪里，从办公室回来的，”萧斌恼火地说，“不知谁在系里的服务器上运行一个很大的程序，服务器刚刚出了问题，我的程序也报废了——已经运行了两天！这个破服务器，天天出问题！”
“应该给山姆打电话，叫他赶快把服务器恢复过来。”
“昨天他说他的手机刚刚坏了，只能收email——”萧斌说，“Sprint手机质量真够差的，小明你千万别买。”
山姆是系里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我上学期在系里见过一次，他正在厨房仔细地洗咖啡勺；这学期也见过一次，他正在studentslounge那个鱼缸旁边扔面包屑喂金鱼。
“我给他发过email了，”彼得罗夫从房间走出来说，“只是他有时几天都不检查email，没办法。”
“我不信，咱们就不能另找个负责点的系统管理员嘛！”萧斌在客厅打开电视。
“换过几个人，山姆算是好的了，”彼得罗夫说。
接着萧斌又抱怨，说电视上尽是广告，要不就是粗制滥造的动作片和脱口秀。大家没心思再读书了，干脆坐在客厅瞎聊。
“A教授和S教授好像有什么过节，从来不大说话，”萧斌说。
A教授是萧斌的导师，英国人，须发全白，讲课的声音极小。通常他课上没几个学生。A教授和S教授的隔膜是近年的事。据说二十年前，两人还合作发论文。S教授那时没什么影响，鼓捣出篇论文来必定先给A教授看，请他提意见。他还自称是A教授的门徒，单独发表论文时要向A教授致谢。A教授对S教授则大加鼓励，称赞他是罕见的精力旺盛的研究者。
“可能他们的研究方向有了分歧，”我说，“所以不再合作论文了。”
“哪里，”彼得罗夫说，“他们的研究方向算是接近的了。”
彼得罗夫认为两位教授是竞争对手，闹翻了。学术界跟政界、商界是一样的，大家斗来斗去，不得安宁。比方说，C大学政治系，每隔几年因为系内斗争，一半教授集体辞职。学生们可倒霉了——有人专门看准一个导师去的C大学，结果一下子导师就没了……
“导师之间的斗争，学生也经常卷进去，”萧斌说，“S教授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