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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1）
前提条件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单纯争论“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余斌教授讥讽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这样的质疑方式也不是学术研究所提倡的。
“资本雇佣劳动”并非新问题，但却是常谈常新的。让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的，还是关于新浪网的掌门人王志东的去职风波的评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其原因在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问题，“资本的意志”主导着公司的一切。我曾在2002年撰写的《让“外行”领导“内行”》一文中简要讨论过“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但是，当我翻阅张维迎先生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这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的时候，我发现有深入讨论“资本雇佣劳动”的必要。
进入正文之前，先交代一下，张先生的观点已经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余斌认为，为什么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是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他西方学者的重要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先生终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
余斌教授在该文中讥讽张维迎是为资本家说话，认为张维迎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阵营的“打手”。但我认为，学术研究最好不要附加过多的价值判断因素，这样不利于做出客观的判断。学术研究不提倡人身攻击。
张维迎先生到底谈了什么？他在《企业家——契约理论》中认为：其一，由于经营决策对企业成败起关键作用，且经营者行为最难监督，所以，企业委托权的最优安排是赋予经营者剩余索取权，使其自己监督自己，从而经营决策人索取剩余成为企业家。其二，资本是一种能提供信号、能表示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因此，资本的所有者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否则，要获取一个非资本的企业家能力信息，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资本的意志”主导着公司的一切，在经济学上，这种说法称为“资本雇佣劳动”。但问题是，在逻辑上我们无法确定到底谁雇佣谁。例如，数年前，我曾经在某公司工作，领导是一位女士。然而，她事必躬亲，把大小事情包揽自己干。即使拟个文，她也亲自捉刀。我们很轻松，领导却忙得叫苦连天，我们却闲得不亦乐乎。由此看来，该领导倒是像被我们所雇佣。这种现象，经济学称为“shirking”，即逃避、偷懒或卸责。张五常先生认为，在存在卸责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资本与劳动谁雇佣谁的问题，并列举从前黄河上拉船的纤夫的例子来说明：监工尽管拿着鞭子在后面监督，但是，有的纤夫依然在偷懒。我认为，抛开卸责这个限定条件，即使在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中，我们同样无法确定谁雇佣谁。假设我应聘到某公司当普通职员，约定每个月工资6000元。从这种现象看，我是雇员，即公司（资本）花费了一定的货币，将我（劳动）雇佣了，为其生产产品或劳务。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我支出了一定的劳动，将资本方雇佣了，为我获得一定的货币。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
如果深入分析，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前提条件，而不是谁雇佣谁的问题。“资本雇佣劳动”的前提条件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分工程度；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对比。
很显然，企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公社只是一个团体，不成为企业这种经济组织。在自给自足社会中，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如孟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食人，食于人者治于人。”所以，也不存在雇佣关系。到了产业革命时期，手工业得以从农业中彻底分离，形成了企业的雏形。机器大工业使得工场手工业出现，小业主演化为大企业主（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但是，我觉得其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并与雇佣工人相对应。由此，古典意义上的企业产生了。企业就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的机构”。可见，在企业中，雇佣是非常明显的，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只能选择受雇于企业。对工人而言，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他的劳动因而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以英国为例，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导致了城市化，农业人口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他们失去了土地，只好设法在城市中谋生。但是，他们只有一双手，没有技能，到企业里面只能从事最基础的工作。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社会分工发展不够，市场容纳劳动力的能力很有限，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廉价劳动力，相对于企业的需求来说，供给量太大。于是，企业主有足够的谈判优势，而廉价劳动力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由来。假设全社会只有一家企业只空缺一个职位，但是有10个人（假设能力等方面的条件相同）没有工作。那么，相对于需求量而言，多余了9个人。这些人为了争取到这份工作，唯一的办法是降低薪水等条件。与此同时，企业会压低工资。最终，企业将开价最低的工人雇佣了（也许还会增加几个职位，毕竟，劳动力很便宜）。当然，如果工人的能力有差别，而企业的这个职位的员工能力要求高，也许企业会考虑招收能力强的工人。但是，既然能把价钱压到非常低，也可以用增加雇工的方式，替代能力强且要价高的劳动力。
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2）
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上的企业非常之多，种类也非常丰富。这时，很多领域的劳动力紧缺。譬如，中国目前出现了“技工荒”。在这些劳动力紧缺的领域，假设10个企业共缺10个职位，但只有1个劳动力。显然，劳动力具有绝对的“讲价优势”，在谈判中占尽便宜。假设10个劳动力对10家企业，即劳动力的供求相等，劳动力的月工资为1000元。那么，只有一个劳动力的时候，一方面，是劳动力选择企业，而非企业选择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月工资由自己说了算，可能是10000元了。张五常先生为了讨论剥削问题所列举的邓丽君的例子，可以借用过来：邓丽君除了唱歌方面无人能及之外，一无所有，是典型的无产阶级，但是，很多资本家却可能愿意跪着求她跟他们签订唱片合约！
其实，经济学上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背后的原因就是“劳动雇佣资本”。一般认为，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足但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进口的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惕夫对“赫—俄模型”进行了检验，其结果与理论判断恰好相反，他发现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的专业化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密集型专业化生产之上。这一检验结果与“赫—俄模型”理论推论之间的矛盾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越是发达国家，其第三产业中软件业等知识产业所占比重越大。所以，要问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答案很简单，知识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很多人力投入，所以反倒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极高（请读者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密集，指的是简单的、知识水平很低的劳动。我在《比较优势理论要活用》中，批评的是把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比较优势产业。这与本文所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而技术落后的国家，不肯投入研发费用，只会买了别人成熟的生产线来进行操作，越是先进的设备，越是昂贵，需要的操作人员越少，所以其产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也极低。
总之，前提条件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单纯争论“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2003年11月9日
法律不是激励机制（1）
法律不是激励机制——与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商榷
法律的功能并非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概括的那么简单，它的意义非激励所能包括。法律是外生变量，并非机制设计的两个条件。进一步讲，法律应当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在市场参与者违背了它的规定或者精神的时候，它才发挥维护秩序的作用。
陈彩虹先生在《法律：一种激励机制》（载《书屋》，2005年第5期）一文认为，法律“不仅保证社会公平，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着保证效率或效益，激励人们去‘做大馅饼’的功能。法律之所以具有保证效率、‘做大馅饼’的功能，在于它能够促使人们自觉、自动、自愿地将个人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进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
认为“法律是激励机制”，并非陈彩虹先生的发明，正如他的文章已经指出的那样，张维迎教授在其论文集《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中提出：“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也就是说，如何使整个社会的蛋糕变大（或使社会成本最小）。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是效率标准，而不是分配标准。”如果进一步追溯，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一书早已提出：“正义的第二种含义——也许是最普遍的含义——是效率。”当然，本文更关注观点问题。
法律的功能并非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概括的
那么简单，它的意义非激励所能包括
“机制”一词即英文中的“mechanism”，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如：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用人机制等。“激励”是对产出结果的奖励，目的是为了鼓励所预期的行为或者是吸引有能力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如是说）。斯蒂格利茨还将激励问题简化为“设计一种如何监督和奖励的结构”。激励机制（incentivemechanism）就是建立一套合理的有效的激励运转系统，使其达到激励的效果。
相对而言，激励机制是一个可调整、动态化的作用系统，而法律是具体的规范，要以形成文字的法律条文来体现，它相对稳定，不可随意更改，是外在约束条件，是社会人行为的底线，经济运行也不能逾越它，其他的游戏规则也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包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实施。也许有些“机制”会成为法律，但不能反过来说“法律”会成为机制？恐怕“机制”一词还无法涵盖法律的外延。
我并不否认，某部法律或者某个法律条文在某个时候、某种程度上对提高效率有所裨益。但是，法律的功能不是“保证”效率，它与效率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在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