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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的启动效应和由此引发的乘数效应。这就好像一部汽车停止不动，启动开关，汽车加大马力就可以上路。如果没有启动装置，汽车将永远静止不动。“破窗”将带动需求链条，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批评者没有看到的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被“打破”的产业或实施公共投资的产业的关联性较强，则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强。衡量一种产业的关联性，主要指标是需求收入弹性原则，即：
某社会产品（劳务）的收入弹性
＝该社会产品（劳务）需求增长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从计算结果上看，当弹性值大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该种产品的生产部门（或行业、产业）应该得到较快的发展。以满足需求的过快增长；当弹性值小于1时，表明该种产品（劳务）的需求量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部门会相对萎缩。如果这个弹性值为负数，这些部门则会发生绝对萎缩。但从现实情况看，弹性值为负的部门是不存在的；弹性值小于1的行业，一般不会作为公用品投资的对象，但如果发生战争或地震，则破坏的产业必然不仅仅是一个。所以，还是不需要担心。
题外话
薛兆丰说：“‘破窗理论’错得这么离谱，却依然非常流行，这恐怕要归功于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他们炮制的‘鼓励消费理论’、‘假日经济理论’、‘拉动需求理论’，都是半个世纪前‘破窗理论’的翻版。”
我要提醒兆丰的是，首先，这个“理论”不是“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而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其次，如果主张该观点的人都被归为“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那么，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凯恩斯在经济学上便属于“一知半解”了！薛兆丰的这个论断有几个真正有分量的学者认可？第三，兆丰等先生并没有给我们拿出实证资料做依据。对于真正的学者（包括经济学者）而言，论证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3）
200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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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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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先生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我认为，中国的赔款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或者工业化）无关，相反，它为日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1）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与张宇燕等先生商榷
张宇燕先生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我认为，中国的赔款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或者工业化）无关，相反，它为日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张宇燕：《说服自我》，第242页，三联书店，1997）。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道理。
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端于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一般被称为传统的工业化，这种传统工业化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二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过这两个阶段，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历时基本都接近或超过一个世纪，工业化进程最长的已有200多年历史。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了，其工业化时间没有超过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完的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为什么如此快捷？其工业化究竟是靠什么支撑的呢？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迅速且顺利的工业化，是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的决定性支持的结果。
据张宇燕先生的估算，马关赔款等于日本两年多的国民收入，“如果把中国的全部赔款加在一起，则大体相当于日本三、四年的国民收入。这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数额之大，以至于即使日本人全都不工作，他们也能够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过上三、四年。”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偿，如按明治28年（1896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储存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
张宇燕等先生称，甲午战争后10年内，日本的公司数量由2884家增至8895家，资本由25000万日元增至93000万日元。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中国赔款的一半。通过侵略，一夜之间它实现了翻两番。巨额赔款并且使日本能在1897年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使日本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国际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第一，我查阅的资料表明，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13900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7900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0500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85％（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第54页，载《岩波日本史讲座》，1976）。也就是说，日本拿到中国的赔款，并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没有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更没有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而是把它拿来扩军，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
日本为什么这么做？通过中日战争，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于是，日本政府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做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就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6个师团（一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6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85～186页）。
将中国的赔款用于军事扩张而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导致了日本后来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难怪历史学家袁伟时如此说：甲午战争，中日双输！
第二，如果说中国的赔款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那么，甲午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应该是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但是，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日本1886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英国（17651785年）的60％、美国（18341843年）的29％、澳大利亚（18611869年）的18％、德国（18501859年）的45％、加拿大（18701874年）的27％。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由1885年的38。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228。48亿日元，55年中增加近5倍，年平均增长3。29％。同期内，日本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由1885年的101日元，增至1940年的318日元，55年间增加2倍多，年均增长率2。1％。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
第三，众所周知，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开始于二战之后，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特别是19561973年这一期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这种迅猛的经济增长态势，被誉为“经济奇迹”。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为15。4866万亿日元，1970年的为73。1884万亿日元，1980年的为240。0895万亿日元，1990年的为428。6675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如果把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作为100的话，1970年的国民总支出为473，1980年国民总支出为1550，1990年国民总支出为2768。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2）
日本的“经济奇迹”或者说日本经济的起飞，显然不能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赔款相联系，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太大，将近50年。而且，二战末期，日本的经济非常萧条，濒临崩溃。即使日本曾经因甲午中日战争而获得了巨额的中日甲午战争赔款，在二战后这样的衰败基础上，那些赔款早已“随风而逝”了。我查到的资料表明，二战末期，包括惨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长崎在内，日本全国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矿业生产急剧下降，如果以战前19341936年平均水平为100，1945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60。2，1946年更跌到30。7。1945年日本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常年的六成，酿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由于物资极度缺乏，货币发行量激增，通货膨胀日甚一日。1945年秋到1946年初，日本主要消费物资的黑市价格暴涨为官价的30倍到60倍。日本经济上的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为什么得到快速增长？
一方面，美国和日本采取的诸多措施以及朝鲜战争等契机，促使日本经济得到快速恢复，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5月干脆一笔勾销，已拆迁的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美国向日本提供恢复生产急需的资金和物资。从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援助物资达23亿美元。“道奇整顿”使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9年首次由赤字转为盈余，货币发行量趋于减少，物价水平开始下降，猖獗一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缓和，为尔后的经济恢复创造前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等，日本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1950年为1。49亿美元，1953年猛增为8。09亿美元。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得到的“特需”收入合计为24。7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再看设备更新带来的效应。1951年，日本企业中使用期限超过6年的旧设备占71％，1955年便下降为42。8％。1951年至1955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3％。
在上述种种举措的作用下，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得到恢复，进入可以考虑经济发展途径的状态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诱导、扶植的产业政策。这种政策被称为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ism），其基本特征是促进从国家立场视为必要的产业，并以该产业为方向去诱导民间企业。具体讲，即确定优先产业，制定发展该产业的计划，并动员有关技术。为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