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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除非打破现有框架。
也许是受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先生的影响，我喜欢追溯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锡庆先生的“副产品”是如何得来的？他在序言中交代说，是自己“悟”出来的。他说：“哈耶克有关自发秩序的阐释困扰了我很多年，他说来说去也没有说清楚自发形成的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直到有一天，我悟到了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是人类行动的副产品，才释然于心。”
但是，阅读锡庆先生的这本文集，在关注“副产品”理论的过程中，我隐隐约约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搜索自己的大脑，以前似乎没有人提过“副产品”这个概念。直到几天前，我阅读美国2005年度克拉克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Acemoglu教授的《感知的演化和博弈》（EvolutionofPerceptionsandPlay）一文，我意识到，应该看看演化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由于这个学科尚属边缘、非主流，我以前关注甚少。查找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将卡尔·门格尔列在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者名单之中。
卡尔·门格尔的影子（2）
我以前阅读过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该书最早出版于1871年，我手头的中文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当时只注意了其边际效用分析方面的思想，没注意到他对演化经济学的贡献。于是，我重阅门格尔的著作。我发现，不只是我，哈耶克似乎也没有注意到门格尔对演化理论的贡献。哈耶克撰写的《卡尔·门格尔》一文，就没有提到这一点。
门格尔的方法论是经验的。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就明确交代了，此不赘述。
这里重点讨论他的演化观。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8章，通过讨论货币的起源，门格尔建立了一般秩序理论。门格尔的分析表明，“货币的起源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它不是国家的发明，也不是立法行为的产物。”货币是个人在物物交易中试图提高满足自己需要的无目的结果。在物物交换中，需求双方互相满足，要求有一次成功的交换。因此，一些人发现如果他们用销售力更低的商品交换销售力更高的商品，就能够增加他们的交易机会。譬如，粮食显然比武器更有销售力，即更容易与其他物品交换。当人们最终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间接交易，把销售力较低的商品交换成销售力较高的商品，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充当货币的商品。门格尔的考证表明，早期的人们曾经以“通用”即“服务”、“支付”来称呼后来的“货币”。
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只是以货币为例，煞费苦心地阐述无目的秩序（或非意图秩序）。但是，据美国经济学家KarenI。Vaughn撰写的《卡尔·门格尔及奥地利经济学之基础》（载《国民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一文，门格尔在《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一书，探讨了其他案例。当能力有差异，职业不相同的人们居住在新的地区时，因为他们相信将会有更好的市场使得他们的技术有用武之地，所以，新的居民点就会兴起。而国家的产生，主要是经过日益增长的合作，各个家庭的居住越发紧密，于是，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他们才决定联合起来。门格尔论证说，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并不是人们有意识设计的产物，而是指导人们走向更为个人化目标的人类行为的无目的（或非意图）结果。在《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一书的附录《法律的“有机的”起源》一文中，门格尔详尽地解释了法律是如何作为个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后果”而自发地生成的过程。
盛昭瀚在《演化经济学》一书中也指出，门格尔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并不是由某些行为个体进行协商之后形成的有意图的结果，而往往是源于一大群人的非意图性的行为。这正是人类社会有机发展的本质。
但是，我很奇怪，哈耶克在《卡尔·门格尔》一文，为什么不谈及门格尔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贡献。而且，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门格尔的无目的秩序的影响，尚待考证（邓正来先生说，哈耶克对经济学的热情，最早源出于他阅读门格尔所撰写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
分析到这里，不难发现，锡庆先生的副产品观点乃至其方法论，都暗含着门格尔的无目的秩序（或非意图秩序）的影子。正如前文所交代的，锡庆先生的观点是，现存的各种制度安排（即有明确目标的活动），是人类无意识行为的副产品。这与门格尔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往往是源于一大群人的非意图行为”并无二致。
2005年7月17日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1）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兼与格林斯潘等先生商榷
震惊世界的美国公司财务造假丑剧的根源在哪里？根本原因在于新经济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导致公司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又由于投资者的短期利益与公司发展的长期利益的矛盾的必然存在，公司和相关机构只好出下策——造假。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7月28日刊发了一幅漫画，说一对夫妇前去赴宴，妻子对丈夫说，“无论怎么着，你都别提自己是CEO……”是的，现在在美国，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
自从全美排名第五的安然（Enron）公司爆出假账丑闻浮出冰山一角后，大名鼎鼎的公司如世通（World）、施乐（Xerox）等，也一个接一个被揭发以假账图利，而且金额越来越大。日前才惊爆的默克（Merck）案，更是让华尔街雪上加霜。默克是美国最大的制药集团，总共虚报140亿美元。几乎所有的人把矛头对准了各公司的CEO，不少人被迫宣布辞职。
从最直接的状况看，造假账的罪魁祸首显然就是各大公司的CEO。但是，仅CEO一人无法实施造假，必须取得相关单位的默许及呼应，例如：董事会、查账及顾问公司、投资银行及股市分析师等。也就是说，必须集体响应才行。如《纽约时报》2002年7月23日报道说，花旗银行同安然公司曾有不正当交易。花旗银行有意纵容安然公司在记账时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从而使安然公司1。25亿美元的债务没有入账。所以，不能单纯地怪罪CEO。
可是，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美国人讲究透明、专业、效率、诚信，企业主管对此四大原则信守不渝，视为教条；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及查账制度，被评为全球典范，为什么公司和相关机构勾结起来造假？当前，对此的解释可谓汗牛充栋。归纳起来，较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三种：（1）贪婪说；（2）道德说；（3）制度说。
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在向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递交的书面作证报告中表示，美国公司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司的贪婪（参见《粤港信息日报》，2002年7月19日）。从经济学角度看，“贪婪”并不能算什么原因，因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舍弃了这一点，企业恐怕也不能称为企业了。
第二种说法，坚持的人很多（多数不是经济学者），比较有迷惑性，但最缺乏真正有说服力的依据。如2002年6月29日，布什总统呼吁加强公司道德观念，重振美国企业的诚信形象。职业道德观念很强的人，一般很少去造假或者做一些违背道德规范或者损害自身形象的事情。但是，道德是“果”，而不是“因”。而且，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其约束力远远不及正式制度，如法规。道德对约束公司负责人的行为有作用，但是很有限。如，刚刚被美国《商业周刊》排名为全球100大品牌第一的可口可乐公司，被认为将为美国公司起典范作用，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做假账的迹象，但是，该公司在中国的分部，在安徽省，却出现造假劣迹（《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3月22日）。这显然同道德无关。
第三种说法，坚持的学者也很多，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剧锦文，认为美国大公司“造假”是因为有制度根源，如分散的股权结构及股东监督间接化倾向、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空洞”化与“内部人”控制日益强大倾向等等。我认为，在这里，制度是表面原因（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根本原因）。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的规则下，人们将产生不同的行为。据2002年7月26日《上海证券报》分析，美国审计机构职责不明确，一方面负责审核上市公司的账目，另一方面又经常为同一家公司提供财会咨询服务，而这种咨询服务是有报酬的。这样一来，审计人员不仅忽略他们作为监督者的角色，反而受利益驱动，去讨好迎合上市公司，以谋取更多的咨询服务费，从而导致会计公司同上市公司串通一气、互谋好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某些人却会超越游戏规则行事。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美国公司的高层伙同会计所等机构展开集团性的造假，情节如此恶劣，显然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道德或制度问题了。
美国公司造假的根源在哪里？我认为，原因在于新经济的“创造性破坏风暴”导致公司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又由于投资者的短期利益与公司发展的长期利益矛盾的必然存在，公司和相关机构只好出下策，即造假。
新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的进步，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已经是定论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负面效应，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负面效应可能是致命的。我们也许还记得，20世纪早期，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创造了“创造性破坏风暴”这一短语，用来描述那种能够驱动资本主义和社会财富创造性的基本力量。不错，熊彼特赞美创新的企业家。但是，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时注意到了其负面——它的破坏力量，它必须为新的想法、新的创造扫清一切，让这些想法、这些创新生根，破土而出，然后茁壮成长。处在当前阶段的新经济产业就存在这个“创造性破坏风暴”！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2）
——新经济几乎是“黑洞”，对资金的需求是无止境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提出，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一半以上都可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是，新技术和新产品并非凭空出现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都以投资为基础。而在新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速度不断加快，带来了极其迅速的“无形损耗”。在很多领域，前期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可能用20年、30年的分摊方式补偿。因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诞生很快会导致老技术、老产品过时而不再值钱。因此，它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巨大，比传统产业增加的数额至少以倍数计算。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历史经济数据证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增长。在卡特时期，美国商业投资年均增长率为7。3％，在克林顿时期，商业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10。2％。而新经济产业对资金的需求，至少高于30％。MetaGroup公司估计全球IT产业支出近8万亿美元，而其中近一半的支出没有得到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