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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前面的分析，是非常外围的，而且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供求分析框架成立的前提。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提出供求分析的是古诺，真正深入分析并发扬光大的是马歇尔。如同其他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样，供求分析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考虑前提，直接应用供求框架分析问题，容易得出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会告诉我们，供给需求分析是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甚至说：如果将供给与需求教给了鹦鹉，鹦鹉也会成为经济学家。在很多时候，供求分析确实是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但是，马歇尔在划时代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警告说，只有那些决定了供给曲线的因素与那些决定了需求曲线的因素相互之间的关联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供求分析才是正确的。拉坦、林毅夫等学者没有考虑这个告诫。因为，制度的供应者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府，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包括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等），这些人的自身利益同样受到制度的影响。此外，马歇尔的分析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完美假设之上的，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并不对称、不完美。所以，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代表作之一《不完美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中论证说，供求法则并非绝对适用，并且它也不能被视为竞争性分析的一个前提假设，它是价格既没有甄别作用也没有激励作用这样的潜在假设的一个结果。将这个观点理论化为一般性结论就是：价格使市场出清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非市场的一般性质。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谈制度的供求，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所供应的制度为什么往往是不完备的或者是具有很多缺陷的，需求者所购买的产品为什么常常是劣质的？对此，我心存疑惑。
2005年5月
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1）
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与黄仁宇、陈平等先生商榷
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为，土地兼并建立在封建土地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他们把土地兼并看成是封建统治腐朽的集中表现，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些观点对古代社会的性质存在误解，夸大了土地兼并的程度，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土地兼并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土地关系最为焦点的问题之一，历代统治者、史学家对这一问题都倍加关注。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当代学者，也多认为，土地兼并是建立在封建土地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的，并加以否定，出现了所谓“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理论模式。我认为，这些观点对古代社会的性质存在误解，夸大了土地兼并的程度，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土地兼并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学术界对土地兼并的看法
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剥削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矛盾，直接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导致王朝的更替。譬如黄仁宇先生认为：“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富室大户无法应对。”（《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67页，三联书店，1997）钱穆先生认为：“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录》，第18页，三联书店，2001）王彦辉先生认为：“豪民兼并在两汉书中是一个常见的语汇，提法虽然有别，或称‘侵夺人田’、‘兼并农人’、‘并兼役使’、‘多规良田’、‘田宅无限’等等，但实质并无不同，无非豪民通过各种途径把公田，特别是私田据为己有，从而造成农民的破产流亡，使土地兼并问题成为两汉社会难以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汉代的“分田劫假”与豪民兼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柴荣先生认为：“北宋中期之后，在自然经济为主导，封建政治君主体制下，豪强兼并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兼并势力的扩展，过度的兼并不仅损害普通民户，而且侵吞国家利益，使政府在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摊派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豪强兼并之家，损害地主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透视宋代的土地兼并》，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杨鹤皋先生认为：“明代中期，土地兼并加剧，土地集中达到惊人的程度，政府腐败，法制废弛，封建秩序混乱，而且出现了土地荒芜、水利失修、庄田遍布、人口流亡、租税减少的情况，农民纷纷造反反抗。”（《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王钧先生认为：“自明中叶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税田额数大幅度减少，失额土地‘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官僚贵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赋税，成为非税田，财政税收因此相应减少。第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佃农，或者流亡，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隐，导致户籍登记与土地所有状况相互脱节，黄册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赋役秩序混乱。”（《地权的困境：明代史个案研究》，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1辑）
经济学界也延续和赞同主流的土地兼并观。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陈平先生认为：“人口增长伴随着土地兼并的无限趋势和有限的耕地面积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造成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和内战，消灭大量人口，导致大量荒地出现，才使危机获得暂时的解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北京师范大学的经济史学者唐任伍先生说：“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兼并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唐代经济思想研究》，第8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南开大学的经济学者邓宏图说：“‘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下，土地兼并剧烈……在西汉初年，自耕农占绝对优势，未有兼并，但随后，兼并日盛……兼并不仅导致税源流失，而且危及帝国统治基础。”（《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载《经济学》，2003年4月）
被高估的土地兼并
清朝以前的土地兼并程度到底怎样？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据。现在作为土地兼并证据的，要么是一些文人笔下的描写，要么是一些学者为了推行自己主张而作为论证提出的一些大致的描述，要么是一些官员为了弹劾某些官员而作为证据的对这些官员兼并土地的数量描述。譬如，汉朝董仲舒在《限田》中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后两千年，大家都广泛引用这句话，但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过中国农村的财富分配与所得分配。宋朝的刘克庄在奏札中说（1234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陆游在《入蜀记》中披露，南宋初年刮起的兼并风，权臣秦桧占有的土地自不必说，仅在永丰圩的赐田就达960顷。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弹劾刑部尚书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就是说慕天颜、徐乾学先后拥有至少一万顷田产。
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2）
上述这些土地兼并的论述，大多不可信。文人撰文，多有夸张。譬如诗人所写的：“白发三千丈”。人的头发，三尺就很长了，怎么可能有三千丈？但是，为了渲染，就不顾客观实际夸大其词。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如董仲舒等人，夸大其词在所难免。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文人的泛泛而谈，根本不是科学的表述，他应该指出某地富者占田多少贫者占田多少，告知土地兼并的具体数据。至于为了打击对手而无中生有的栽赃，这是传统官僚最为擅长的手段之一。譬如，清朝的许三礼说慕天颜、徐乾学先后拥有至少一万顷田产，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参见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吴廷璆的统计指出，清朝具有千顷以上土地的仅有4户，即和倭洹⒊鲁瘛⒊略Ｆ渲谐鲁裼涤械纳程铮酆狭继锊灰欢ㄉ系昧饲辏皇Ｏ碌娜Ф际枪倭牛堑奶锊婊堑滤峁┑模蚴枪兰剖郑渲行槭簧伲灰欢ㄓ心敲炊嗵铩Ｄ苡星О偾晖恋氐模谡銮宕彩欠锩虢恰�
清朝土地兼并情况，我们仅能找到一些局部的数据。根据栾成显先生编写的《明代黄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清初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的编审册，包括顺治八年（1651年）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四个年度中“本甲各户现有耕地面积的详细产权纪录”（详见表1）。
＇（图略表1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农户占地额分组表）资料来源：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从表1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农户占有10～30亩耕地。这正是开荒的结果，大家都是自耕农，耕种一片力所能及的农场。这以后，农村便开始分化，占地10～30亩的中等农户比重渐减，而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数目增加。但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的程度并不惊人。
五图三甲编审册的后续部分没有保存下来，无法获知土地分化趋势。幸而我找到了河北获鹿县的一套编审册，数据见表2。
＇（图略表2河北获鹿县的土地分配情况（17251750年左右）数据来源：方行、经君健、魏全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从表2可以看出，土地所有权高度分化，大片土地变成差距不大的小块土地。大约14的户口没有土地，13的只有10亩以下的土地，大地主比较少，土地兼并程度并不高。
再看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根据1919年的农商统计数据，当时的土地兼并情况也不严重。从全国的情况看，拥有土地不满10亩的有11829123户，拥有10至30亩地的有8281187户，拥有30至50亩土地的4959899户，拥有50至100亩土地的有3022101户，拥有100亩以上的有1456219户（详细情况见表3）。
（图略资料来源：〔日〕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第7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从表3可见，当时拥有100亩以上的地主极少，拥有10亩以下土地的农民太多，约占总数的四成。
此外，从理论上推断，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也不会太多，因为弟兄们平分家产的制度使得土地经营规模“细碎化”。由于家境富有者的儿子往往也较多（富人往往纳妾生子），所以每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