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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心中一愣，他实在没料到李宗仁会向他提出这两点要求，他开始对李感起兴趣来了。但是多年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得的经验提醒他，一些精明的中国人往往会使用以退为进的手段。他也怀疑李宗仁会向他使用这种中国传统的计谋，但这却并不降低他对李宗仁的兴趣。
“李先生，说到学潮问题，我自认颇有发言权。记得蒋委员长去年曾在南京问过我：有什么办法应付国内的时局？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为了应付中共的挑战，除了加强军事攻势之外，你本人应当领导一次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就可以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你的周围，有他们作你的义务宣传员，你就可以挽回正在衰败中的公众威信，再一次成为民族意识的象征。我特地提醒他：‘这是战胜共产党威胁的唯一途径！’可是后来……嗯！”
司徒雷登做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但脸上的微笑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他又说道：“蒋委员长们不知道，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于生活上困难和精神上失望才变得激烈和想要革命的。把这一切都归之子共产党的策划而试图用野蛮的武力来消灭它，这只能是火上加油！”
李宗仁听了，心中隐隐一动，他觉得他与司徒雷登之间也许要比和魏德迈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这些年来，他呆在北平，和教授们来往多了，对于各个大学的事，耳闻目睹的自然不少，他听司徒雷登说到这里，忙说道：
“大使先生对待青年学生，诚如父母，对待学潮一向宽容。我曾听‘燕大’的教授说过先生对待学潮的态度和做法，给我以极大的启迪。”
“啊！”司徒雷登那慈祥的脸上第一次显出激动之情。五·四运动时，席卷故都的大学潮也涉及到了刚建校不久的燕京大学，别的传教士都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学潮的学生进行镇压，司徒雷登则力排众议，表示对参加学潮的学生要同情，爱护。他意味深长地说道：“耶稣率领门徒渡海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治愈一个白天黑夜在山中和坟茔里嚎叫的病人。这人病好之后，便将这事在低加波利传扬开来……”
几十年来，故都北平的学潮风起云涌，中国的当权者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刺刀、警棍、机关枪将其镇压下去，北平的街头，一次又一次地洒下青年的热血，那愤怒的呐喊震撼着古老衰弱的中华大地，激起多少仁人志士的觉醒和抗争。然而，几十年来，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在迭起的学潮中，却大都能循规蹈矩，这便是司徒雷登运用那句《圣经》中的格言所获得的奇妙结果。“九·一八”事变时，举国沸腾，北平的学生自然又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罢课，弄得当局焦头烂额。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不甘沉默，他们奋起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眼看学生们将变成失去控驭的辕马，校长司徒雷登却不慌不忙地加入到集会的学生队伍中，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仿佛日本侵略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然后，他亲白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转了一圈，又把他们带回燕京大学课堂，秩序井然的教学又开始了。可是，别的大学却正在大闹着罢课呢！民国二十二年初，日寇入侵华北，热河战事告急。北平的学潮又爆发了，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一致决定罢课参加斗争。恰巧校长司徒雷登因事不在校内，代理校长职务的是一位传教士，他当即开会，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镇压。爱国学生被激怒了，学生与校方的一场冲突眼看就要发生。司徒雷登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学校，代理校长气急败坏地报告说准备抓人，他却微笑着说：“不，我要请人！”他当即向学生代表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校内清静宜人的临湖轩来喝茶。他站在门口，用上帝的慈祥微笑迎接怒气冲冲的学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亲切地间起学生代表们要求停考罢课的理由，和办理爱国运动的一切经过。最后，司徒雷登虔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与其说找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美国，更爱中国。理所当然的，我和你们一样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做着手势，仿佛要把自己那颗心也掏出来让学生代表们看一看，证明它确实是属于中国的啊！
“让我们大家都想一想，怎么办对于中国有好处罢。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是因为中国落后啊！诸位如果要反日就荒疏了学业，那是帮了谁的忙呢？”司徒雷登诚恳极了，显若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继续说道：“让我们大家想想，只要想得出来，对于中国有益，我去请教职员和你们一道来做，好吗？”
果然，一场风波被上帝的微笑平息下去了。事后，一位学生代表感慨地说：“老实说，我为了国事，也流过泪，贴过标语；喊过口号。经过校长的劝说，这种感情遂为理智所克服，平静下去了。……”
上帝的微笑胜过刺刀、警棍、机关枪的威力！
李宗仁在北平几年，对司徒雷登的这套手法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下的功夫，简直比他当年研究孙子兵法还要大。在国民党军界，李宗仁是能征惯战的铁将军，方面军的得力统帅。他从司徒雷登身上，终于找到了进入政界的突破口，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使先生，我在北平这几年，真可谓碌碌无为，实在对不起华北父老！但有一点，却颇能使我得到莫大的慰藉，然而又使我感到莫大的不安。我是一个南方人，却能获得众多北方人的尊重；我是一个武夫，却获得学术界的尊重，究其原因，我是从大使先生您治校的经验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啊！”李宗仁终于道出了肺腑之言。
李宗仁的话，感动了“上帝”，司徒雷登紧紧地握住李宗仁的手，久久不放，他觉得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圣经》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出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么？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之人，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司徒雷登以一个“窑匠”的权柄，给美国国务院写下了颇能使人受到鼓舞的报告：
“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与此同时，李宗仁给他在南京的老友白崇禧和吴忠信分别发出了两封长电，正式通知他们，他决定在明年春天国民大会召开时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委员长。
却说白崇禧接到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电报，不由暗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李宗仁怎么作出这项极不明智的决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但实权却操在参谋总长陈诚手里，白崇禧连出席蒋介石每天在黄埔路官邸召开的“作战会报”会议的资格也没有，更不用说指挥部队作战了。他的境遇，其实和被蒋介石吊在北平半空的李宗仁极为相似。烦闷极了，他只能带上卫士驱车到龙潭一带打猎解闷。这年春天，台湾发生“二·二八”暴动，其势如火燎原，席卷全岛。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吓得手忙脚乱，给蒋介石打电报，“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蒋介石的大军这时正被华北、东北的共军拖住，动弹不得，不得已他才召见“小诸葛”白崇禧问计。白崇禧当即提出“明施宽大、暗加镇压”的八字方针，蒋介石决定照办，任命白崇禧为宣慰使赴台。白崇禧受命后，便躲在福州没有马上去台湾，他向蒋介石请调第二十一军和宪兵一团赶往台湾，首先以血腥手段，从军事上控制台湾局势后，才于三月十五日以国防部长名义向台湾人民广播，宣布实施四项对台湾善后的宽大方法。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飞往台湾“宣慰”。他宣布“凡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人员，除查有实据系煽动暴乱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为了平息民愤，他向蒋介石建议解除台湾紧急戒严令，停止军事镇压，由国民政府对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直接公开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陈仪明令撤职查办。蒋介石也同意照办，一场浩然大火，便被小诸葛巧妙地扑灭了。蒋介石对此表示欣赏，准备把白崇禧升迁为行政院副院长。白崇禧当然明白，那也同祥是一张冷板凳，便固辞不受。从台湾回来的第二天，便仍到龙潭去打猎消遣。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召他到黄埔路官邸去问计。这回是东北的大事把蒋介石急坏了。原来，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被共军打得一败涂地，东北岌岌可危。蒋介石想请李宗仁去东北代替熊式辉，但李宗仁以胃溃疡病要作手术婉言推辞。蒋介石还是坚持要李宗仁先到东北就职，然后去美国治病，由白崇禧代拆代行。早在北伐时代，白崇禧就曾想经营东北和西北。他对中国历史很有些研究，他认为无论是秦、汉还是唐、宋、元、明、清，都是自北而南统一中国的，诸葛亮的北伐，六出祁山之所以屡次受挫，及至孙中山总理建立的民国之所以不稳固，皆是受“地利”之影响，因此他一听蒋介石要他去东北收拾残局，颇有临危受命之概，他自信不但能把台湾的暴乱平息下去，而且也能把东北的共军歼灭于白山黑水之间，只要有了东北，哼！……他自负地一笑，便答应了。白崇禧答应了，李宗仁也不好再拒绝去东北。其实他在北平这几年，已经把抗战时发作的胃病养得颇为好转了，他不愿去东北乃是以此为他当初荐黄绍竑去东北而遭蒋拒绝出气的。东北比广西大好几倍，而且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非广西可比。他在北平几年，由于与东北上层人士广为结交，又加上他在北平礼贤下士的作风颇为东北上下所称道，他见白崇禧决意去东北，便请白来北平磋商方针大计。他们拟订了一个缩短战线的调整方案，但却被蒋介石一口否定，李、白一气之下，便不再提到东北之事。李宗仁仍在北平与教授们交往，白崇禧回南京去照样到龙潭去打猎。这样又过了半年，陈诚在东北吃了败仗，共军一次秋季攻势，便吃掉陈诚十万精锐，东北局势已绝无挽回之希望。正在这时，中原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象把锐利的尖刀，冲破国军的重重阻力，越过人迹罕见的黄泛区，进入大别山山麓一带，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长江中下游这一心脏地区。蒋介石慌了，又急召白崇禧前来问计。
“委座，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嘛。”白崇禧胸有成竹地答道。
“嗯，很好，很好。”蒋介石见白崇禧有办法，便说道：
“我准备让你去九江设立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对付共产党的刘、邓大军。”
白崇禧心里暗笑，你让我当了这些年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这回才不得不让我直接掌握兵权，他于是问道：
“委座准备给我多少兵呢？”
蒋介石伸出三个手指，颇为慷慨地说道：“给你三十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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