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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 （原四机部 ）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也在忙于同一任务。长征开始后，他不断向一方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一连几天彻夜坐在电台边，监听电讯往来，并向一方面军发去重要情报；但他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一方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一方面军的电台功率不足，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
共产党勤奋不倦的侦听工作使当时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够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战斗命令，胜过了解红军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
由于报务员和设备器材长期紧缺，红军要想方设法俘获敌方的报务员和缴获器材（红军对敌方的医生和他们的药箱也有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由于设备紧缺，电台在长征中只用于军团之间的联络，同下级单位联络都使用电话或通信员。通信连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司令部的前面，并在侦察队选定的地点架好线，这种办法非常累，效率低，并且经常造成通信兵的伤亡。
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随着红军长途跋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高层指挥员的生活方式要服从通讯工作的需要。白天，全军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或者边打边走，除了战场上紧急联系外，指挥员没有时间阅读报告。只有夜幕降临，安营扎寨后，电台才开始工作，通信员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这时，指挥员才能对战况有所了解。
作为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已经习惯于夜间工作，而今战场上的局势又迫使他们连续彻夜不眠地工作。战士中流传着许多毛和周半夜三更还在工作的故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队每天清晨六点钟开拔，战士和干部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收拾营地，吃一顿米粥，喝点茶水。领导人起床的时间是八、九点钟。此时他们的炊事员或警卫员已经出发三个小时了。他们在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领导人的早饭。在这三个小时里，领导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担架上，被抬到吃早饭的地方。他们被结实的担架员抬在肩上，就象摇篮中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们知道后面没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担任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的李一氓这样说。他在长征中同干部团在一起，经常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除了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外，睡担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十四日攻克所谓“兴国模范区”的消息，据说该地从七月起就被包围了。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还说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这些行动的。同一篇文章还说到红军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这家报纸又发表了一大堆失实报道，二十八日宣布宁都攻陷，三十一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都已从瑞金撤往他处。
另一家国民党报纸于十一月八日报道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月”。
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自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第七章 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
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渝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杉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
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一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追，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基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博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烧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厂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样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象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