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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
翌年十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打下了基础。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他面前。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就这样，他们深深相爱了。一九三○年五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
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领袖是政党的旗帜，领袖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频繁更换着的中共领袖，缺乏威信、缺乏影响、缺乏经验，因而也就无法稳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错综复杂，把好中共之舵并非易事。何况，舵手还需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位在八七会议上，说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世名言之后的毛泽东，从此便在中共中央消失了。此后在上海、在莫斯科那一次又一次的中共中央会议，在激烈的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中，不见毛泽东的身影。
历数毛泽东在中共早期的党内地位，可以发觉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他时浮时沉，未曾担任显要之职（除中共“三大”外）：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出席中共“一大”，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担任记录。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他也正在上海，照理他必定出席。可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三十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竟失之交臂。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一下子跃居要职。他不仅成为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成为五名中央局成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中的一个。他又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选上——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五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设中央委员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毛泽东先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最后，终于被选入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引者注）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八七会议上，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毛泽东。是蔡和森提议，应当补入毛泽东。
会议的原始记录如下：
和（即蔡和森——引者注）：要求不加入自己，因：1过去错误；2已决定去湖南，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张即张国焘，东即毛泽东，沉为陆沉，达为彭公达——引者注）。因要吸收新的分子。
东：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迈（即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
东：不同意迈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工作不可。
沉：主东加入，沉、达都不加入。
达：不能担任此工作。
顺（即顾顺章——引者注）：自己适宜做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
秋（即瞿秋白——引者注）：现在不是法律问题是工作问题、事实的问题，大家不能如此。经大会表决，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推辞的原因，颇为费解：“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毛泽东所说的“担任土匪工作”，其实是指他正担负着改造土匪的工作。
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讨论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如此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在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远离中央，不再出席中央会议。他在党内的地位，依然浮沉无定。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在一九三○年九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于政治局候补委员末位，次于顾顺章。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四位，可谓“忝居末座”。在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是跟顾顺章换了一下顺序，顾顺章居末位，他为倒数第二。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五位。
然而，当历史淘汰了王明、博古时，它却选择了这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近乎末座的毛泽东——此是后话。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八七会议制定了“四省秋暴计划”，即粤、湘、鄂、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页。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