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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小店楼上，一个妇女轻轻撂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那个妇女，便是邓颖超。“三十多岁的男子”，则是周恩来。
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在十六铺码头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来到统舱里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地下交通员“小广东”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
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来来去去的，很多是广东工人。周恩来混杂在他们中间。船往南行驶了几天，才算到达汕头。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个画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他。一路乘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由闽西进入赣南，终于在这年年底来到红都瑞金。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也就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比起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虽说那时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的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周恩来却不顾忌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这时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了“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一九二九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事有凑巧。一九三一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是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涂中喊错了口号。这下子，林海汀、吴拙哉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加以严刑审讯。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只得按照审讯者的“提示”，乱供一气。林海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既然有“宣传部长”，当然有“特委书记”。又是一番严刑逼供，傅柏翠被说成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傅柏翠在一九二八年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因与中共闽西特委产生矛盾，在一九三○年十二月被开除党籍。这下子，又成了“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顺藤摸瓜”地逼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委员”们，逼出各级组织成员们，逼出一个个“社会民主党党员”。本来纯属审查者们子虚乌有的想象，却在棍子、皮鞭下，变成煞有介事的“第三党”！李韶九越“肃”胆子越大，甚至想把陈毅也打成“AB团分子”！总前委曾下达“任务”，要陈毅在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分子”，而这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人！陈毅无法完成“任务”，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分子”！于是，陈毅被召去开会。
陈毅自忖凶多吉少。临行前，对他当时的妻子、二十岁的萧菊英说：“等到下午六点钟，你就快走。回你家乡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找回来……”陈毅走了。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八时。
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分子”，跳井自杀了！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也刮到瑞金来了。从一九三一年五月起，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以为瑞金也有“社会民主党委”，于是把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抓起来杀害，接着县苏维埃、县工会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他到任没几天，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他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问题。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理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那个引起极大民愤的李韶九，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底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来，终于被处决。二十多年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也就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把自己的错误分为“真错”和“假错”两类。他说“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属于“真错”；“南雄打了败仗（指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围魏救赵”——引者注），是我指挥的”，也属“真错”；还有“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等等。
毛泽东说，他也有许多“假错”——“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毛泽东在回忆这“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时，特别提及了：“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那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了！
小小叶坪村那时仿佛成了“红色华盛顿”，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集中在那里。人来人往，毛泽东不愿住在那里。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十三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蓊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那古庙，住了进去。
据他的警卫员吴清回忆：“主席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旁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张边带条子的浅红色线毯，上面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摆脱了冗杂的事务，步入这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便埋头于读书。他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此外，他饶有兴趣地读着“郑爱群”派人给他送来的报纸，内中有《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自从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以来，便养成了每日读报的习惯。上了井冈山之后，难得见到报纸，他简直如饥如渴地企望着得到报纸。据云，他有一回派一支小分队去袭击一座县城，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从县府里搬回几个月以来的报纸！如今，在瑞金也无法订阅国民党地区的报纸。一个名叫“郑爱群”的人，在福建汀州给他订了好几份报纸，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给他送来。
这“郑爱群”的名字，是毛泽东为那人取的化名。此人的真实姓名叫傅连暲，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福音医院是汀州颇有名气的教会医院，傅连暲是那里的名医，附近的豪绅达官生了病，总要请他看。一九二五年底，当傅连暲到连城为一个大地主看病时，偶然在客店里结识了邓子恢。邓子恢把瞿秋白著《新社会观》一书送给傅连暲，他看后顿开茅塞。从此，傅连暲的思想日渐激进。
一九二七年八月，贺龙部队的营长陈赓在南昌起义受伤后，傅连暲收留了陈赓，让其在福音医院养伤。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打下了汀州，跟傅连暲结识。毛泽东便“拜托”他代为订报……毛泽东在东华山上读书、看报，每天还花四个小时给警卫战士教文化课，上午两小时文化学习，下午两小时时事学习。有时，他还带战士们一起出去砍柴。农家子弟出身的他，砍柴的动作非常利索、熟练。看得出，毛泽东的身体还可以——他上一回在红四军“七大”蒙受打击后，得了恶性疟疾，倒是真的大病一场。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断地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闲暇时，他把那些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加以整理、修改，誊清后给贺子珍一句一句地讲解。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问起打赣州的战况。说实在的，他这次上山，说是因病休养，其实是心中不快。除了赣南会议，还由于那场打不打赣州引起的大争论……二月下旬，毛泽东在东华山上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