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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这样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2
就在发布通告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五月一日一起离沪赴莫斯科。此后，在五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三人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临时主持留守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便有可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代表们会被一网打尽，于是“六大”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了苏联。
中共“六大”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错误，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四万多人。大会之前，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于是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还由于他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就这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这样，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的身份。他原名项德隆，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从事工人运动。他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杨殷则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一九二五年，他还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斯大林批评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于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六人（内有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中，有二十一人是工人。连恽代英、刘少奇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未能入选！共产国际也意识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因为中共领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犯了错误，诚如陈独秀之右倾跟罗易、鲍罗廷的右倾大有关系，而瞿秋白的“左”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明纳兹的“左”倾的关系。布哈林这么指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二百四十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样，共产国际作出了新的决定，即由中国共产党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经过这两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
经过研究，把瞿秋白、张国焘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样，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脱离了国内的领导岗位，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地位。除了瞿、张两人，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不久，陆定一又出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们在莫斯科组成了中共代表团。后来，共产国际还是派出代表前来中国。不过，共产国际声称，代表不再对中共起领导作用，而是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1
上海，忽地来了个三十来岁、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脚“做生意”。他自称“萧柏山”。不过，这位“古董商”仿佛是个戏迷，常往天蟾舞台跑。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机关里，这位“古董商”变得非常忙碌，不断地向全党发出指示，大有总书记的派头。
“萧柏山”，便是李立三。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尽管中共“六大”选出了向忠发当总书记，可是，中共的实权却操纵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成为中共的实际上的领袖，其实就跟向忠发忽然成为中共总书记一样，只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年轻，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机遇：中共“六大”之后的第六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共产国际的“六大”，开了两个月。周恩来、苏兆征、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随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向忠发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也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最初，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三十三岁的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本来他跟罗亦农一样，很有希望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氏。一九一八年他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翌年，他留学法国，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
蔡和森于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六大”，则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枝笔，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他的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去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消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一九二九年一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由于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十一月二十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常委便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内中苏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才从苏联回国，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一九一五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汉字正好二十八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的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璈阶（后来叫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这样忆及往事：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三页，生活·读书·新知（以下简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十六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一九一七年，十八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护法战争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去，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拦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